仁，人心也。人皆有是心，而不能至于仁者，失其本心故也。故曰：‘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’知所求则得其心，得其心斯得仁矣。寂然不动，感而后应。其应也，因物而已，初无一毫之私也。无私故能合并以为公，公则仁在其中矣。孟子又曰：‘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趋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。’故商之三仁，同谓之仁者，亦以得其本心而已。不然，一于私而已，此之谓失其本心。人臣之事君，义所当然，而其志或不同。上焉者为道术，其次为功名，又其次为爵禄而已。苟志在爵禄而已，固不足道。若未能舍爵禄，而喜功名，盖数千百人而不一遇也。至于资功名以行道术，又其卓然不群，希世间出者耳。故人主用人，不可不察也。夫惟知爵禄之士为可轻，则必知道术之美为可重。与之重则信之笃，信之笃则言听计从，而治效见矣。虽然，君臣以义合者也。必欲重与之，笃信之，相期于皋、夔、稷、契之间，适然相值，亦何从而察之耶？唯其学同，然后有道术者得行其志；其志同，然后立功名者得尽其术。故志同而学不同者，人或得而间之；学同而志不同者，始虽或离，而终必合。盖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皆学焉而后臣之，此其所以终始如一，而天下国家可得而理也。古者君臣之际，如石投水，何有不合？若乃以水投石，而冀其同心同德，以济世务，是犹相索于形骸之内，而望其精神之默契，何可得耶？ 为善无近名，默而修之，不求人之知可也。为恶无近刑，恶其可为乎？为是说者，盖不知人性本善而未尝有恶也。孟子之言性善，盖本于孔子所谓‘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’之说，故性之本善而已矣。离乎善，斯入于恶矣。君子所不可及者，其惟人之所不可见乎！此为善之诚也，何贵于近名乎？若夫为恶而不恃人之知，且以不近于刑为贵，此奸人之所为也，又可进耶？庄周之学，出于老氏，老氏同善恶，而以翕张彊弱为微明之术，且曰：‘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’故庄周见而悦之，因发此论。扬雄遂以善恶混为人之性，至言‘人伪特系乎作辍之间而已’。其说盖有取于老氏言道德之意，此为不知善恶之所以分也。孟子教人为善而去利，为利未必皆恶，然志在于利，而不明乎义，此恶所由起也。故曰：‘欲知舜与跖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’又对梁惠王曰：‘何必曰利。’又语宋牼曰：‘先生以利说秦、楚之王，使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，终至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，以亡其国。’其恶利如此，盖以恶之所由起，不可不禁耳。然则孟子所谓性善之说，实本于孔子，夫岂不察？而王氏乃曰：‘扬子之言性，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。’盖有取于‘善恶混’之说也。其曰：‘义者阳也，利者阴也，阴当隐匿，阳当宣著。利非不可为也，特不当宣著为利之实而已。’此不知利之为害，将使善恶两行，如庄周之所谓也。其言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’之义，实出于孔子，而非孔子之本意。盖其源流如此，故其为天下，假借六艺之言，变乱事实，傅会先王之法，阴夺民财，虽能苟安于目前，而后用其术者，卒至大乱，抑有由矣。孟子曰：‘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。’又曰：‘人不可以为善，善固未易择也。’吾故非庄周而是孟子，反之于正，以明王氏之不知道云。五霸，假之也。夫假之者，外也。圣人亦许其假乎？曰：此罪五霸之辞也，非许之也。孟子曰：‘五霸，三王之罪人也。’又曰：‘春秋无义战。’而春秋之事，则齐桓、晋文也，其不许明矣。然则其说云何？曰：所谓久假而不归者，不归于帝王之诚也。乌知其非有，则以五霸终不知其非己有也。不知其非己有也者，以窃其名，乐其利，不由乎中而为之也。故曰：五霸，假之也，罪五霸之辞也。若夫尧舜性之也，此由仁义行，得之自然而然也；汤武身之也，此行仁义，有心于为之也。‘性之’为自诚而明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；‘身之’为自明而诚，勉而后中，思而后得。诚无浅深，皆由中而出也。既谓之假，则亦伪而已。诚与伪，相去远矣。此五霸之所以分也。或曰：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从之。从之为言，无所要而自至也，与要之者异矣。曰：修天爵以俟人爵，犹未能忘乎人爵也。然则如之何？曰：从之者，任其自尔之谓也。在我者徒知修天爵而已，人爵何有焉！‘从’之字与‘从其白于外也’之‘从’同。孟子之称柳下惠曰：‘油油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。’唯不自失，此下惠所以为介直道而事人，三黜于士师而不去，推而之于三公，一也。夫如是，其和足称也。子思曰：‘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。’而孟子则曰：‘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。义之实，从兄是也。’或以义为尊贤，或以义为从兄，何以不同？曰：子思之言，自家以及国，孟子之言，修身以及家，此其所以异也。夫义因仁而广之，唯所施之宜而已。施之于家，由事亲别而为从兄，宜也；施之于国，由亲亲别而为尊贤，亦宜也。合而为仁，离而为义，无二道也。以其言修身以及家，故终之以‘乐斯二者’；以其言齐家以及国，故始之以‘为政在人’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特恶不仁者之事也。若夫好仁，则为己有矣。‘爱之能勿劳乎，忠焉能勿诲乎？’何也？劳者，抚人以恩，为上之道也；诲者，教人以善，为师之道也。非其所当劳而劳之，非其所得诲而诲之，则人斯不服矣。爱而不已，则疑于劳；忠而不已，则疑于诲。为爱为忠，而入于劳与诲者，君子之所当戒。然受其劳与诲，亦宜察也。楼仲辉云：‘从来解《书》义，谁解得好？’余曰：‘若论注解，莫无出荆公。由汉以来，专门之学，各有所长，唯荆公取其所长，绚发于文字之间，故荆公为最。’仲辉云：‘穿凿奈何？’余曰：‘穿凿固荆公之过，然荆公之所以失，不在注解，在乎道术之不正，遂生穿凿。穿凿之害小，道术之害大。’仲辉曰：‘荆公之说本于先儒，先儒亦有害乎？’曰：‘先儒只是训诂而已，不以己意附会正经，于道术初无损益也。只如荆公引“擅生杀之谓王”，“能利害之谓王”，此申、商、韩非之所为，岂是先王之道？而彼不悟，反以证经。’曰：‘此自荀子之说，何为不善？’曰：‘若论道，则荀卿容有不知者，其说亦何足取！荀卿之门出李斯，斯之术卒以乱秦，源流有所自矣。’‘然则《书》言“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”，非耶？’余曰：‘今人劝人主揽权，多用此说，而不知圣人之言，意有所主。其下文云：“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。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”盖曰威福之作，唯人主当尔。人臣如此，必致凶害，所以戒也。岂生杀由我之谓哉！’曰：‘“用人惟己”之义又如何？’曰：‘用人惟己，见贤焉然后用之，不以左右、大夫、国人之誉而用人也。人主深居九重，人之贤否，何自而知之？必有以闻于我者。其用不用，则在我矣。是之谓“用人惟己”。如今之特旨，识者不以为然。岂有有司定罪不至于此，而人主固欲重行，此何理哉！故凡人主欲揽权柄者，必为臣下所夺矣。赵韩王再相太宗，既罢，对于便殿，太宗问：“人主如何得威柄在己？”对曰：“若事事付之有司，则威柄在己；若事事要出于己，则威柄归宰相矣。”天下以为名言。或曰，普自以不复用，故言于太宗。不然，亦普之所秘也。’曾天游云：‘人须是躬行，说得不济事？’余曰：‘此极是。然不独行之艰，知之亦难。只为不知，知岂不能行！’曰：‘人非下愚，谁不知者。只为不能行，若日中见沟堑，终不到陷在其中，唯夜间则不可知。’余曰：‘只为日中见得分明。且非独夜间，如盲人，虽日中亦有时乎为沟堑所陷，不见故也。此所以贵乎知，知之则能行之矣。’吕居仁云：‘曾问杨丈舍生受生事，杨丈答书云：“俟他日面见，说子细。”后来杨丈有事，至今不得其说，如何？’余曰：‘来无所从，去无所止，不知舍是何人，受是何物。’曾天游云：‘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所谓为己，尽其在我者而已。此甚分明，不知为人如何说？’又谓子韶云：‘为人乃求人之知，恐不然。’余曰：‘为人，如有人则作、无人则辍之类是也。为己，何干人事！此圣人发明古今学者之所以不同，大率后世作事，都是为人。如五霸假仁义以尊周室，徒说其名，其诚安在？诚是为己，伪是为人。’己未十一月十七日夜，梦邵康节论数，手持一卷纸，纵横界如棋局，其上有字，不依窠眼翻卷之，示余云：‘天地之数，不可干他，阳生自至。’余尝论命，以谓上圣至于下愚，莫不有分。分既定矣，不能乘之以往，而欲致力于其间，非赘则亏，故人为非命也。孟子曰：‘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’周公告君奭曰：‘在亶乘兹大命，所以处之。’其说尽矣。由是言之，数既已定，又岂可干乎？待其自至可也。世之不知命者，谓人力可以必为。纵其欲利之心，无所不至，而终无所成者多矣。或者推之荒忽，一切不为，怠惰委靡，使天之所赋，莫或助之，其亦自暴自弃而已。二者胥失也。故命于人无不定，圣人安之，君子信之，至于下愚，则役于阴阳而不自知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