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西之士，多以通才达观自处，视修洁谨细为不足道。间有言动不违于理，取予必以其义，负绳墨而蹈规矩者，众必指以为迂怪，曰：‘是了然自异，欲以奚为？’缙绅先生导其说于前，而放旷不羁之徒又噪而助之，以故名节不闻于时，偷薄成风，而廉耻之道尽矣。余靖康、建炎间，尝假令于庐陵之永新，地广物众，比他邑为难治。思所以救前日之弊者，唯反其所习而劝之为不可缓。于是博访端壳自守、不为流俗所移之士，尊其道而友其人，庶几下观而化。盖久而后得龙君时升焉。时升抱才处晦，厄穷不改其度，交非其类，如将浼己，推之辞受之际，虽毫发不苟也。其平居接人，无贵贱戚疎，必尽其诚。一语失中，必反复折难，归于直而后已，人亦以是畏惮之。盖古之介者也，与向所谓自处以通达，而流入于偷薄者异矣。故余乐与之游。又因其作堂秀溪之上，将以远城市，避喧嚣，离人而立于独也。则请以‘介’名之，且示余区区相与之意，所以劝也。或者曰：‘介者，不同于众，与物多忤，其失为矫激，为僻滞，为执而不通，为隘而不容，子何善夫尔也？’余曰：君子之行，所至不同，而介则不可去也。若乃命介以小节，而以和光同尘为处世之法，脂韦汩没，终亦无所名矣。昔者孟子论伯夷、柳下惠，或以为圣之清，或以为圣之和。夫清固疑于介，而和何有焉？然而孟子又曰：‘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’是虽和也，介其可少乎！盖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，援而止之而止者，下惠之和也。使其枉道而事人，恋恋于父母之邦而不能去，或处之以三公，则不辨礼义而受之，是亦苟贱无耻之人耳，亦何贵于和哉？故曰君子不可以去介者，为是故也。虽然，仲子不义，与之齐国而不受，人皆信之，而孟子则以谓，以其小者，信其大者，为不可。盖箪食豆羹之与万锺，其为物一也。而人常轻于舍箪食，而重于辞万锺者，道义之不明，则物之多寡有以乱之耳。是故易于为其小，而难于为其大也。夫道义者，应物之权衡也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，不以一介取诸人，至于禄之以天下弗顾，系马千驷弗视，一以是处之，又岂有难易乎？由是言之，仲子之于齐国，下惠之于三公，俱非其所尝试也。而孟子于此，有信有不信焉者，亦自其道义以观之耳。故知仲子之不足信，然后知下惠之所以异；知下惠之可信，然后知伊尹之所以同。非深达孟子之旨者，不足与语此。今余既取时升之介，且以名其堂，于时升无间然者。又欲进之以古人之道义，则所期于时升者，其有既乎？时升其勉为柳下惠之介，余之望也。绍兴七年五月十三日，延平陈渊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