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论‘故’者以利为本，窃恐未然。《孟子》一部书，始末只是分别义利，所以与诸子不同。舜、跖之分，利与善之间耳。利既无取，则‘故’非性明矣。而天下之言性者，唯‘故’而已，岂其然哉！虽然，‘故’出于自然，亦可以言性所恶于故者，为其本于利也。犹之以凿为智也，若用智而不凿，如禹之行水也，亦何恶于智乎？盖‘故’非不善也，其害在利；智非不善也，其失在凿而已。不然，作历者苟求其‘故’，千岁之日，至可坐而致，而‘故’亦可贵矣。庄周曰：‘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。’然圣人未尝废人也。又曰：‘去智与故，循天之理。’然圣人未尝弃智也。人在所不废，智在所不弃，则‘故’之为用，岂可无哉？要在不以利为本而已耳。苟或有疑，更望疏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