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唐人刘禹锡尝序柳宗元之文，其言有曰：‘文章与时高下。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，涉秦汉复起；汉之文至列国而病，唐兴复起。’果如禹锡言，则文之高下实系乎时也。及先翰林苏轼记韩文公之庙，其言则曰：‘自汉以来，道衰文敝，历唐贞观、开元之盛，佐以房、杜、姚、宋，而不能救。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复归于正。’果如轼言，则文之兴衰又在乎人也。尝因二子之论而验其时与人。必刘子之言是信耶，则吐辞为经，如孟荀二子实战国人也，战国之分裂，能病天下之文，曷为不能病二子乎？必苏子之言是信耶，则战国二儒贤过韩愈，愈能起八代之衰，而二儒乃不能起战国之病，何也？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，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。沉浸至今，文益粹美，远出乎贞元、元和之上，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。是果时耶，人耶？二者若兼有之，与刘、苏二子之说又皆不同，何也？愿与诸君辩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