尧、舜、禹皆圣人也，惟其传贤传子之不同，而后世不能无异论也。自孟子之前，人皆以为禹德衰，故不传于贤而传于子。万章以是发问，孟子辩其不然，曰：‘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。’然后学者以传贤与子一本于天，而无有以议禹也。至韩子作《禹对》，而其说又不然，曰：‘尧舜之传贤也，欲天下之得所也。禹之传子也，忧后世争之之乱也。尧舜之利民也大，禹之虑民也深。’且谓：‘孟子求其说而不得，又从而为之辞。’近世善议论者莫如苏子，苏子之言曰：‘今夫人之爱其子，是天下之通义也。有得焉而思与其子孙，人情之所皆然也。尧舜之传贤，是不得已，而禹之传子，盖圣人之不喜异也。’自万章之问至苏子之辩，其说有四，然而圣人至公之心，卒未明焉。以为德衰而传子者，是以迹论圣人，其说也固陋矣。而孟子归之于天，亦未免乎不通也。尧之传舜，舜之传禹，禹之传子，其大计固已定于生前，不待身死之后，始听天命人心之自归也。谓舜、禹避朱、均，而益避启者，其说盖亦不经矣。韩子以为忧后世，苏子以为不为异，韩子之言也近正，苏子之言也近人情，然皆未得夫圣人之心者。盖圣人以天下为公器，其视贤于子一也。贤可传而传，不以传贤为疏而害天下之公器；子可传而传，不以传子为私而有慊于心也。昔吾夫子以大道而传之学者，夫以人情论之，夫子岂不欲私其子哉？然而过庭之训，止于《诗》、《礼》，陈亢始以异闻为问，卒以君子远其子为喜。亢以私心量圣人，而其问与喜皆不然也。夫子尝谓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者，人之情也，至于所欲传道之心，视回与鲤一也，坚高之妙在回，而《诗》、《礼》之外无以告鲤者，岂亲门人而远其子哉？使回如鲤，鲤如回，则《诗》、《礼》之训在彼，而坚高之妙在此矣。道与天下皆公器，所以传道与天下者，不以贤与子而二其心，然后为大圣人。尧、舜、禹之传天下，如吾夫子之传道，尧舜非远其子，禹非亲之也。民之所安，吾从而与之，不知传贤之为逊天下，传子之为世吾家，尚何不得已与惧夫为异也哉？若夫忧后世争之之乱而以之传子者，固可以为天下后世法矣。原其所以传之之心，出于以天下为公，而视贤与子为一，无有不得已与惧夫为异之事，亦非有忧之、虑之之心，而委曲为之计也。爱其子而私有与之者，人之情；忧后世而为之计者，君子之法；不以亲疏内外二其心者，圣人至公大同之道。知此三者之说，然后知尧、舜、禹之不二其心，而传贤与子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