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有出于千载之远，而传闻之不同，吾将奚所考信邪？愚曰圣人之言可信，而时人亲见之言，亦可信也。千载之事必存之于书，是书出于圣人则可信，不出于圣人则可疑。吾非信书而信圣人，圣人之言如此，吾是以知其如此也。千载之事，当时必有亲见之者，亲见之言可信，传闻之言可疑。吾惟亲见之是信，而缺传闻之疑可也。彼有圣人之言与时人亲见之言，两不同焉，则吾将谁信？亦曰概之以理而已矣。《书》载武王伐商之事，与时人亲见之言不同，学者疑之，异论兴焉，此固宜概之以理者。《秦誓》曰：‘惟十有一年，武王伐商。’是十有一年者，果谁之年邪？上不系之文王，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，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后伐商邪？《史记》载夷齐扣马之谏曰：‘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’武王必不历十有一年之久，而不葬其父也。《书》出于夫子之所序，万世之所取信，而夷齐又武王同时之人，亦不可以不信。二者俱可信，而其说不同，则学者不得不疑，而异论不得不兴也。汉儒之说曰：‘文王之时，虞、芮二国质成于周，诸侯并附，以为文王受命之年。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，故武王曰“惟九年大统未集”是也。武王终三年之丧，然后广文王之声，卒其伐功，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数之，称十有一也。’呜呼！果如是说，则是文王受命称王于商纣在位之时，孔子何以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商乎？是求十有一年之说不通，而诬文王于不臣之地也。近世大儒欧阳子作《秦誓论》，断然惟《书》之是信，而破汉儒之说，曰：‘十有一年者，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，复何疑哉！’欧阳子之言甚辩而近正，然不信迁史载伯夷之谏，非《春秋》所谓以信传信者。愚切谓《书》之所载者是，迁史所记亦不虚，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，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。或曰：‘子方缪汉儒之诬文王，何为复取受命之说乎？’曰：文王非受命于天，受命于商也。文王自羑里之囚还，而纣以弓矢斧钺赐之，使得专征伐。自是而后，文王始居方伯连帅之职，五侯九伯得以征之，于是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。自受专征之命至九年而卒，然则文王受命者，是受商命以专征伐，非受天命以自王也。武王嗣位二年，继文王征伐而观政于商。《秦誓》之作在周家专征十有一年之日，武王未有天下之初，不曰‘惟武王十有一年’，而曰‘惟十有一年’，武王伐商，则其旨可见矣。是则《书》与《史记》之年皆可信，而汉儒之论、欧阳子之所疑者，皆可得而决也。或曰：‘子信圣人之书与时人之言，而孟子不信《武成》，非邪？’曰：孟子非诚不信《书》也，以不信而救弊也。武王虽以至仁伐不仁，然两兵之交，宁无血刃者乎？血流漂杵，虽记事者未免文胜质，而不可谓之尽无也。当战国之时，有争地争城之战，盈城盈野之杀，好兵之主与夫贪功乐祸之臣，盖有以牧野之战借口者矣。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信以传信者也，疑以传疑者也。不敢以其所传闻忽其所亲见，是亦教天下之信也，况《秦誓》信书，马迁信史，理有足信者乎！愚故曰圣人之书与时人亲见之言皆可信，而二说不同者，概之以理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