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梁莅事之三日，例见吾孔子于学中。既拜堂下，又引而之东西序，有偏坐者四焉，其礼如见孔子。舜民阴怪而问之，典谒者曰：‘此所谓四贤堂也。’‘敢问贤者为谁？’曰：‘司马迁、王通、韩愈、柳宗元也。前守兹土者，既新吾学，又取蒲人之有闻于后世者，设堂侑之，意使天下知蒲州人物之盛，且以勉学者。’予叹曰：河东人物，自古冠天下。莫尊于舜，莫高于伯夷、叔齐、介之推，莫智于百里奚，莫辩于司马迁，莫贤于王通，莫富于猗顿，莫盛于唐，莫衰于今日。至于二裴之功业，三薛之学行，张说之通才，张巡、吕子臧、张介然之死节，阳城之敢谏，王维、司空图之高雅，柳宗元、韩愈之文章；至于宗楚客、裴延龄之险诐，杨国忠、妃子之宠遇，门阀之家，富贵之胄，以至于一介一节之士，立身于当时，名闻于后世者，不可胜数。夫何其盛哉！观其条华之所镇临，河洛之所经会，宜有灵气孕奇育粹之不竭。如东海之渊，泰山之麓，其所以为珠玑、金贝、楩楠、豫章之货者，于兹出焉。又何独至于今日，空虚索寞，寂无人哉？且学校之设，所以教也；教之大伦，忠孝是也。当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，虽洁己之童子，有常之人，狂狷之士，亦所不弃者，欲以教也。冉求一赋粟，将鸣鼓而攻之，欲以为教也。教者取其材而为教者，必责其成材，则是四贤者，皆成材也。茍取其文章而略其德业，则奈何其为教哉？吾欲进裴度、张巡、阳城而退子厚，以为六数，合于圣人鸣鼓之义而患不能，故书其碑之阴，以告在学之徒，若后之守土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