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谓定天下虽不可惮用兵，保天下亦不可轻用兵，二者唯审其势焉可也。昔者汉之高祖、光武、唐之太宗，皆倔起草昧艰难，故奋不顾身以争一旦之命。其势不得不日夜淬砺，击搏进取，以定大业。天下之人亦厌于乱离，不惜肝脑涂地，出力以佐上之人，盖觊一旦功业成就，息肩乎平治也。是以留侯劝高祖必从思归之士，还定三秦，且曰：‘民志已定，则难用者此也。及事势已定，人民乐生，则非有万全，不可轻举矣。’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强，且曰河南我之故地，横挑强魏。当时群臣虽知其不可，不敢言，惟沈庆之言之而不见信。至王玄谟辈皆诞谩欺罔，至有闻其言，欲封狼居胥山之意，卒之三大举皆无成。先之以到彦之，次之以王玄谟，三之以萧思话，使二十余年元嘉富庶之盛，淮南赤地千里，人无遗育，祸有不可胜言者。此不可不鉴也。夫‘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’，诸葛亮固深言于蜀；‘横挑强胡，经营分表’，蔡谟亦深垂戒于晋。二者皆当今所当念也。为今日恢复之计不可一息忘，恢复之师不可一朝举。臣恐群臣献计有误陛下，谓今日可以用兵者，故愿陛下审处其势也。夫以祖宗二百年经理封疆沦入于蛮腥，两朝北狩不返，天下切齿五十年矣，有志之士孰不愿比死而一洗之。然时异事变，南北之势已定，民庶之志恋生，彼无必取之形，我无必胜之势。若衅隙一开，兵连祸结，力竭于内，民不聊生，其变故固多端矣。昔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当天下全盛之时，以中国全力制一元昊小夷，西鄙数年不解甲兵，威方震而民力已困，京东西盗贼纷起。幸元昊纳欸，不暇与之严正名分，遽屈意从之，务以息民救内。当时英贤满朝，战士如林，岂不能因时乘利，以伸中国威灵，诚势有所不可也。今夷狄虽犬豕难信，然我既与之约誓矣。犬豕背弃信义，犹有天殃，况以中国礼义之所从出，岂可自弃信以始祸阶？纵一举能遂灭之，圣哲犹以为重，况以今日兵力，未必能制其死命耶！若彼自欲送死，则我所以待之固有辞矣。故臣愿陛下审处其势，无轻开兵端，则社稷生灵幸甚，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