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承垂示许丞《易义》，其用意精深，自成一家之学。伏读之久，开发多矣，然鄙意犹有疑者。《复卦义》曰：‘怒，恶之使也，东方之情也；元，善之长也，东方之德也。善恶之分，吉凶始焉。’《中庸》曰：‘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’四者一本于中，则怒不可独谓恶之使也。怒而中节，是谓达道，而遂以元怒为善恶之分，亦恐未可也。又曰：‘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所谓出怒不怒，盖以救世，非修身之道也。修身则致虚守静，不可以动，动则有怒，有怒，与仁违矣。’某以谓诚者合内外之道，成己乃所以成物也。谓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，恐无是理。修身不可与仁违，治天下独可与仁违乎？颜子不迁怒，非无怒也，不迁而已。是谓中节，此颜子所以修身也。而孟子以禹、稷之事与之，谓之易地则皆然，盖救世修身本无二道故也。《大学》论治天下国家必始于正心诚意，孟子则曰‘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’，皆是意也。夫物我易观，不能通天下为一，正今日学者之失，此弊尤当救之，不可畏也。又曰：‘孟子四十不动心，颜子之年未至也。’是未以不动心与颜子也。又曰：‘颜子复礼以存心，故其静也仁。’是以仁与之也。公孙丑问不动心，孟子曰：‘是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’孔子曰：‘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！’夫仁，孔子不敢居；不动心，告子之所易。以孔子不敢居者与之，而不与告子之所易者，恐似不伦也。又曰：‘孟子之言不动心也，曰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此方以不动涉动者也，不动则专气致柔，复以自知而已。动则养气以为马，知言以为途也。’孟子论知言养气，乃不动心之道所以异告子者，恐非专为涉动也。又曰：‘颜子之所养夜气也，孟子之所养旦气也。’夜气不存，则于旦气乎何有？旦昼之所为，有以梏亡之，则夜气亦不存矣。但深考孟子之言，则其义可见，恐所养不须离而为二也。古之好学者，必就有道而正焉。某不敢自谓好学，至于就有道而正焉，心不敢忘也。故辄布所闻，取正于左右，如未中理，愿详见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