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示杂论，文高旨远，玩味数日，欣然不知登涉之劳、道途之远也。开发未闻者为多，幸甚幸甚。然其间于鄙意犹有所疑者，若孔子诺阳货将仕为无所屈，尝面讲之矣，此不复论。夫屈身以避患，君子有之，至无义而屈身，虽乡里自好者不为也，况于孔子乎？孟子特未尝罹患耳，讵知其不屈耶？罹患而不屈，卒至于自陷，则非明哲也。《中庸》曰：‘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’以孟子为过之，则与不肖者无以异，何以为孟子？韩子曰：‘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’其意盖曰由仁义而之焉，斯谓之道，仁义而足乎己，斯谓之德，则所谓道德云者，仁义而已矣。故以仁义为定名，道德为虚位。《中庸》曰：‘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’仁义，性所有也，则舍仁义而言道者，固非也；道固有仁义，而仁义不足以尽道，则以道德为虚位者，亦非也。孔子曰：‘形而上者谓之道。’又曰：‘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。’则仁知者乃道之一隅，果不足以尽道也。如仲敢所引‘和顺道德而理于义’，又引‘士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’。某谓若以道德为虚位，则士依于仁足矣，又奚必志于道，据于德？理于义足矣，又奚曰和顺道德？有可以和顺，有可以志据，则道德固非虚位也。章子之不孝，孟子非取之也，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，而仲敢乃独责其反于舜。使其行合于舜，则是圣人之徒也，孟子固当进而反之，岂独礼貌之而不绝欤？夫原壤登木而歌，亦可谓不孝矣，孔子犹不弃之，若章子者，不亦可乎？文帝之去肉刑，其用志固善也。夫纣作炮烙之刑，其甚至于刳剔孕妇，则虽秦之用刑不惨于是矣。而商之顽民，亦非素教，不闻周继之而废肉刑，岂武王、周公皆忍人哉？若文帝之承秦，盖亦务为厚养而素教之耳，不思所以教养之而去肉刑，是亦图其末也，则王通谓其伤于义，恐未为过论。及夫废之已久，而崔、郑之徒乃骤议复之，则其不知本末也甚矣。孟子曰‘易子而教’，盖考之孔子为然也。鲤趋而过庭，孔子问之，曰：‘子未学《诗》乎？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他日鲤趋而过庭，又问曰：‘子未学礼乎？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陈亢曰：‘闻诗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’若孔子自教之，则鲤之所未学者盖亦知之矣，又奚问焉？陈亢又奚称曰君子之远其子也？《书》曰：‘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。’以今言之，则群饮宜不至于杀也，然先王之时，处民有制，故庶民无故不食珍，七十而后可以食肉。无故而食珍且不可，况饮酒乎？饮酒且不可，况群饮乎？《书》称商其沦丧，乃在乎万姓沉酗于酒，而武王数纣之罪，亦不过乎沉湎，则酒之流遂至于亡天下，其祸大矣。夫纣为人君，犹以饮酒为大恶，况凡民乎？虽杀之，恐未为滥刑也。《书》曰：‘先时者杀无赦，不及时者杀无赦。’先时、不及时者，其轻重与群饮者岂相远哉，而皆至于杀，盖先王以为急，而后世以为缓者，率多此类也。仲敢之学，发明圣贤大旨极多，固非浅识者所能窥测。然朋友讲学，不可苟异，亦不可苟同，当各出所有以为质，庶同趋于是而后止。某之所见者如此，仲敢试思之如何？果未中理，愿详见教，以开未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