伏自夏中拜书，寻闻得对，方深赞喜。冒疾遽兴，重为骇叹。贤者进退绰绰有裕，所甚惜者，为世道耳。承还里第，屡欲致书，每以冗夺，徒积倾驰。江德功人至，奉十一月八日书，备承作止之详，慰浣良剧。比阅邸报，窃知召命不容辞免，莫须更一出否？吾人进退，自有大义，岂直避嫌畏讥而已哉。前日面对，必不止于职守所及，恨不得与闻至言，后便傥可垂教否？前书条析所见，正以畴昔负兄所期，比日少进，方图自赎耳。来书诲之谆复，不胜幸甚！愚心有所未安，义当展尽，不容但已，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。近浙间一后生贻书见规，以为吾二人者，所习各已成熟，终不能以相为，莫若置之勿论，以俟天下后世之自择。鄙哉言乎！此辈凡陋，沉溺俗学，悖戾如此，亦可怜也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此理在宇宙间，固不以人之明不明、行不行而加损。然人之为人，则抑有其职矣。垂象而覆物，天之职也。成形而载物者，地之职也。裁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者，人君之职也。孟子曰：‘幼而学之，壮而欲行之。’所谓行之者，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，引其君于当道，与其君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，使斯道达乎天下也。所谓学之者，从师亲友，读书考古，学问思辨，以明此道也。故少而学道，壮而行道者，士君子之职也。吾人皆无常师，周旋于群言淆乱之中，俯仰参求，虽自谓其理已明，安知非私见蔽说？若雷同相从，一唱百和，莫知其非，此所甚可惧也。何幸而有相疑不合，在同志之间，正宜各尽所怀，力相切磋，期归于一是之地。大舜之所以为大者，善与人同，乐取诸人以为善，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。吾人之志，当何求哉？惟其是已矣。畴昔明言善议，拳拳服膺而勿失，乐与天下共之者，以为是也。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，则弃前日之所习，势当如出陷穽，如避荆棘，惟新之念，若决江河，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。此岂小智之私，鄙陋之习，荣胜耻负者所能知哉？弗明弗措，古有明训，敢悉布之。尊兄平日论文，甚取曾南丰之严健。南康为别前一夕，读尊兄之文，见其得意者，必简健有力，每切敬服。尝谓尊兄才力如此，故所取亦如此。今阅来书，但见文辞缴绕，气象褊迫，其致辨处，类皆迁就牵合，甚费分疏，终不明白，无乃为‘无极’所累，反困其才耶？不然，以尊兄之高明，自视其说亦当如白黑之易辨矣。尊兄当晓陈同父云：‘欲贤者百尺竿头，进取一步，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，省得气力为汉、唐分疏，即更脱洒磊落。’今亦欲得尊兄进取一步，莫作孟子以下学术，省得气力为‘无极’二字分疏，亦更脱洒磊落。古人质实，不尚智巧，言论未详，事实先著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所谓‘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’者，以其事实觉其事实，故言即其事，事即其言，所谓‘言顾行，行顾言’。周道之衰，文貌日胜，事实湮于意见，典训芜于辨说，揣量模写之工，依放假借之似，其条画足以自信，其习熟足以自安。以子贡之达，又得夫子而师承之，尚不免此多学而识之之见。非夫子叩之，彼固晏然而无疑。先行之训，予欲无言之训，所以觉之者屡矣，而终不悟。颜子既没，其传固在曾子，盖可观已。尊兄之才，未知其与子贡如何？今日之病，则有深于子贡者。尊兄诚能深知此病，则来书七条之说，当不待条析而自解矣。然相去数百里，脱或未能自克，淹回旧习，则不能无遗恨，请卒条之。来书本是主张‘无极’二字，而以明理为说，其要则曰：‘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。’某窃谓尊兄未曾实见太极，若实见太极，上面必不更加‘无极’字，下面必不更着‘真体’字。上面加‘无极’字，正是叠床上之床，下面着‘真体’字，正是架屋下之屋。虚见之与实见，其言固自不同也。又谓：‘极者，正以其究竟至极，无名可名，故特谓之太极，犹曰举天下之至极，无以加此云耳。’就令如此，又何必更于上面加‘无极’字也？若谓欲言其无方所，无形状，则前书固言，宜如《诗》言‘上天之载’，而于其下赞之曰‘无声无臭’可也，岂宜以‘无极’字加之太极之上？《系辞》言‘神无方矣’，岂可言无神？言‘易无体矣’，岂可言无易？老氏以无为天地之始，以有为万物之母，以常无观妙，以常有观窍，直将‘无’字搭在上面，正是老氏之学，岂可讳也？惟其所蔽在此，故其流为任术数，为无忌惮。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，岂可言无？若以为无，则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矣。杨朱未遽无君，而孟子以为无君，墨翟未遽无父，而孟子以为无父，此其所以为知言也。极亦此理也，中亦此理也，五居九畴之中而曰皇极，岂非以其中而命之乎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而《诗》言‘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’，岂非以其中命之乎？《中庸》曰：‘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’此理至矣，外此岂更复有太极哉？以极为‘中’则为不明理，以极为‘形’乃为明理乎？字义固有一字而数义者，用字则有专一义者，有兼数义者，而字之指归，又有虚实，虚字则但当论字义，实字则当论所指之实。论其所指之实，则有非字义所能拘者。如‘元’字有‘始’义，有‘长’义，有‘大’义。《坤》五之元吉，《屯》之元亨，则是虚字，专为‘大’义，不可复以他义参之。如乾元之‘元’，则是实字。论其所指之实，则《文言》所谓善，所谓仁，皆元也，亦岂可以字义拘之哉？‘极’字亦如此，太极、皇极，乃是实字，所指之实，岂容有二。充塞宇宙，无非此理，岂容以字义拘之乎？中即至理，何尝不兼至义？《大学》、《文言》皆言‘知至’，所谓‘至’者，即此理也。语读《易》者曰能知太极，即是知至；语读《洪范》者曰能知皇极，即是知至，夫岂不可？盖同指此理，则曰‘极’、曰‘中’、曰‘至’，其实一也。‘一极备凶，一极无凶’，此两‘极’字，乃是虚字，专为至义。却使得‘极者，至极而已’。于此用‘而已’字，方用得当。尊兄最号为精通诂训文义者，何为尚惑于此，无乃理有未明，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？至如直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，此尤不敢闻命。易之为道，一阴一阳而已，先后、始终、动静、晦明、上下、进退、往来、阖辟、盈虚、消长、尊卑、贵贱、表里、隐显、向背、顺逆、存亡、得丧、出入、行藏，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？奇偶相寻，变化无穷，故曰：‘其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。’《说卦》曰：‘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’又曰：‘昔者，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’《下系》亦曰：‘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六者非他也，三才之道也。’今顾以阴阳为非道而直谓之形器，其孰为昧于道器之分哉？辩难有要领，言辞有指归。为辩而失要领，观言而迷指归，皆不明也。前书之辩，其要领在‘无极’二字。尊兄确意主张，曲为饰说，既以无形释之，又谓‘周子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，故著“无极”二字以明之’。某于此见得尊兄只是强说来由，恐无是事。故前书举《大传》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、‘形而上者谓之道’两句，以见粗识文义者，亦知一阴一阳即是形而上者，必不至错认太极别为一物，故曰‘况太极乎’？此其指归，本自明白，而兄曾不之察，乃必见诬以道上别有一物为太极。《通书》曰：‘中者，和也，中节也，天下之达道也，圣人之事也。故圣人立教，俾人自易其恶，自至其中而止矣。’周子之言中如此，亦不轻矣，外此岂更别有道理，乃不得比虚字乎？所举《理性命章》五句，但欲见《通书》言‘中’言‘一’而不言‘无极’耳。‘中焉止矣’一句，不妨自是断章，兄必见诬以属之下文。兄之为辩，失其指归，大率类此。‘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’，某实深信孟子之言。前书释此段，亦多援据古书，独颇不信‘无极’之说耳。兄遽坐以直绌古书为不足信，兄其深文矣哉！《大传》、《洪范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与《太极图说》孰古，以极为‘形’而谓不得为‘中’，以一阴一阳为‘器’而谓不得为‘道’，此无乃少绌古书为不足信，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？来书谓：‘若论无极二字，乃是周子灼见道体，迥出常情，不顾傍人是非，不计自己得失，勇往直前，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。’又谓：‘周子所以谓之无极，正以其无方所，无形状。’诚令如此，不知人有甚不敢道处，但加之太极之上，则吾圣门正不肯如此道耳。夫干确然示人易矣，夫坤𬯎然示人简矣，太极亦曷尝隐于人哉？尊兄两下说无说有，不知漏泄得多少。如所谓‘太极真体不传之秘，无物之前，阴阳之外，不属有无，不落方体，迥出常情，超出方外’等语，莫是曾学禅宗，所得如此。平时既私其说以自高妙，及教学者，则又往往秘此而多说文义，此漏泄之说所从出也。以实论之，两头都无着实，彼此只是葛藤末说。气质不美者乐寄此以神其奸，不知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。既以病己，又以病人，殆非一言一行之过，兄其毋以久习于此而重自反也。区区之忠，竭尽如此，流俗无知，必谓不逊。《书》曰：‘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。’谅在高明，正所乐闻，若犹有疑，愿不惮下教。政远，惟为国自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