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天地间，气有清浊，心有智愚，行有贤不肖，必以二涂总之。则宜贤者心必智，气必清，不肖者心必愚，气必浊，而乃有大不然者。乖争、陵犯、污秽、邪淫之行，常情之所羞所恶者，乃或纵情甘心而为之，此所谓行之不肖者也。于此有所不敢为，有所不忍为，有所不肯为，而每求其是者、正者、善者而为之，虽未能必是、必正、必善，而其志则然，日履之间，盖与向所谓不肖者背而驰也，是亦可谓行之贤者也。行之不肖，固为愚矣。谓不肖者为愚，则反是者亦可谓之智。然行之不肖者，则或耳目聪明，心意慧巧。习技艺则易能，语理致则易晓，人情世态，多所通达；其习于书史者，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，语政治之得失，商人品之高下，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，亦能得其髣髴。彼固不能知其真，得其实，诣其精微，臻其底蕴，而其揣摩傅会之巧，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，而欺未明者之心，玩之而有味，稽之而有证，非知言之人，殆未可谓不难辩也。至其行之贤者，则或智虑短浅，精神昏昧，重以闻见之狭陋，渐习之庸鄙，则其于慧巧者之所辩，浑然曾不能知。甚至于如荀卿所谓‘门庭之间，犹可诬欺焉’。道术之邪正，政治之得失，人品之高下，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，尚何所复望其判白黑于其间哉？利诱而害怵，刑驱而势迫，虽使之如商丘开之赴水火，盖未必不可也。理不可以泥言而求，而非言亦无以喻理；道不可以执说而取，而非说亦无以明道。理之众多，则言不可以一方指；道之广大，则说不可以一体观。昔人著述之说，当世讲习之言，虽以英杰明敏之资，盘旋厌饫于其间，尚患是非之莫辩，邪正之莫分。乱真之似，失实之名，一有所蔽，而天地为之易位，差之毫厘，缪以千里。其于圣贤之言一失其指，则倒行逆施，弊有不可胜言者。况于短浅之智虑，昏昧之精神，狭陋之闻见，庸鄙之渐习，一旦骇于荒唐缪悠之说，惊于诡谲怪诞之辞，则其颠顿狼狈之状，可胜言哉？正使与之诵唐、虞之书，咏商、周之诗，殆亦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，谓丘垤为嵩华，况又杂之以不正之言，亦安得而不狼狈哉？当其猖狂惶骇之时，盖不必明者而后知其缪也。由是而言，则所谓清浊智愚者，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。观详道之素，亦可谓行之贤者也。然某之窃所忧者，盖以其气之不得为清，而心之不得为智，闻见之不博，而渐习之未洪，一有所骇，而莫克自定，止之者不一二，而驱之者八九。其所当论者，盖在清浊智愚之间，而不在于道术之际也。不论其始之谬以求复其常，而悉精殚力于道术是非之际，此其所以愈骛而愈远也。详道始至此，其说盖甚怪。然某观详道之质，本甚淳朴，非能自为此怪说也。使生治古盛时，康衢击壤之谣，中林肃肃之行，未必不优为之也。一溺于流俗，再眩于怪说，狼狈可怜之状，遂至于此。凡所以相告者，不过明怪说之妄，欲详道之知其非而复其常也。所虑者，通疏晓了之人少，狂妄迷惑之人多，则其相与推激而至于风波、荆棘、陷穽之地者必众。详道气之未清，心之未智，则殆将鼓舞倡和于其间，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于此耶？今详道日履之间，所谓行之贤者，固未尝自失。独不幸悉心毕力以讲术业，而不能自免于迷惑。今但能退而论于智愚、清浊之间，则是惑庶几乎自解矣。道术之是非邪正，徐而论之未晚也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审。用心急者多不晓了，用心平者多晓了。英爽者用心一紧，亦且颠倒眩惑，况昏钝者岂可紧用心耶？昆仲向学之志甚勤，所甚病者，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紧耳。几先尝说诸公所谓退步，乃是进步耳。此公却胸襟晓了，尽不狂妄，其畴昔之所患，在于徇俗自安，不向进耳。使其闻正言而知惧知勉，却不至于缪戾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