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闻君子行不贵苟异，然习俗之弊，害义违礼，非法制之所拘，而必曰‘不苟异’，而局局然不敢少违。至于礼义之所在，非法制之所禁，乃曰‘不苟异而不敢行’，则亦非君子之道矣。今之举送，古宾兴礼也。其著之令甲、行之官府者，皆所以防奸伪，待薄俗，圣人之不得已也。六籍所载，虽不能无脱乱讹误，然前圣之格言，先王之善政，其存固多，较然可考，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贤牧守。习俗之弊，害义违礼，而非法制之所拘者，能彻而新之；六籍所载，义礼所在，而非法制之所禁者，能率而行之。此岂非明天子之所欲，贤牧守之所当讲，而儒衣冠者之所愿也？且法制之未善，朝廷犹有望于缙绅之讲明，而况非法制之所拘者乎？今之与举送者，独观揭示，各为文辞，群聚而往谢举送者，举送者乃为之礼。然则斯礼也，盖出于与举送者之所求，而非先王之时所谓以礼礼宾之意也。况古者以名举人，犹所举者不谢，而举之者不受谢。今之举以糊名，其说以为尤公，则亦奚以谢为？举者进谢之礼，盖习俗之弊，而以礼礼宾之意，盖先王之礼，而贤牧守之所宜率行于今日者也。故某之进见不敢谢，而独以是为贽。进越之罪，惟执事察而恕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