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者厉王之为恶，荡荡而无制，疾威而无恩，而彊御在位，掊克在服，炰烋于中国，则刚暴而亢满者也。故卫武公之刺王也，曰：‘抑抑威仪。’先儒曰：‘抑抑，密也。’夫疏则为见，有进之道；密则为蔽，有退之道。故《易》曰：‘退藏于密。’故抑又为抑退之抑，《老子》曰‘高者抑之使卑’也。《书》曰‘太王、王季克自抑畏’，又曰‘文王卑服’，则知言太王、王季亦自卑抑之意。盖裁其盛而使退，挹其满而使亏者，抑也。临下而使物畏之者，威也；居上而使物象之者，仪也。威能抑，抑则不至于刚暴；仪能抑，抑则不至于不逊。虽威仪外也，非不可以伪作，使修其威仪者，盖使之勉其德而已，故曰‘维德之隅’。治室者不先治隅也，使之治隅者，是使之治宫室而已。厉王不能道民之肃心而使之成善，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，民日已罔极而失中，回遹而不正，未戾而思乱，则虽有哲者，亦陷溺而为愚矣。先王之教民也，因民之肃心而导成之，因性之光明而缉熙之。而暴君者，则哲谋肃乂之性，乃沦胥以使败。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。‘庶人之愚’，教之使明者，君之职也，不能明庶人之愚，则既有罪矣。而武公以谓‘亦职维疾’，不责主使教之者，何也？盖教不中养不才者，贤者之事也。厉王之恶如此，姑无望其使愚者贤，无使贤者愚亦足矣。‘哲人之愚’，非疾也，其戾在此矣，故曰‘亦维斯戾’者也。周之兴，自文王之能官人，芃芃之棫朴，不废于薪槱，故济济之多士，各尽其才力。故诗曰：‘周王寿考，遐不作人。’当时蔽而不闻，昧而不显，谄而不陈，拙而无射者，皆有以因其才。故大至于成人，幼至于小子，久至于古之人，皆有成其德。因天下之才，备天下之用，而王业成，其后世尝陵夷而人才不振矣。宣王教养而作成之，而《采芑》作。故其人则方叔、召虎、韩侯、仲山甫之徒，而其力则南征北伐，攘夷狄，复境土，而周宣以之兴。则人才之兴废者，天下之治乱。厉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贤，人才既乏矣；使哲人愚，则人才殆尽矣。故武公所深痛厉王之乱，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：‘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’夫将天下莫强焉，则实在于人才，奈何为是戾，而使‘靡哲不愚’乎！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，岂有他哉？其自劝亹亹而不息，穆穆而无间，其法象之著见于其上，倬然如云汉之昭回于天。宣王之作人也，岂有他哉？遇灾而惧，侧身修行，有常德，修政事，而后人无不自尽以奉其上，而才人至矣。文王之修身者至，故其得人也大；宣王之修己者小，故其得人也狭。故修身之能否，人才之废兴也。夫厉王使哲人陷溺而为愚者，其原乃自夫不知修己而已。故武公探其本，以为将使‘无竞维人’者，乃在于‘有觉德行’而‘四国顺之’。下无违德，则人才从上而作，故天下莫能胜而四方训之矣。夫玷者，玉之小害也，言之有玷虽不可为，然犹未伤夫大善也，而武公既已戒之使已矣。玷犹有害而悔吝或从之，言有所苟者，特无补而已，未必害也，而武公又戒以‘无曰苟矣’。无欺于明者，人之所易也；无愧乎幽者，人之所难也，而武公既戒之以所难矣。言不失于苟，则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不愧于幽，则行满天下无怨恶，而言行至矣。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，何也？以夫‘无言不雠’，而言发乎身加乎民故也；以夫‘无德不报’，而行发乎迩见乎远故也。枢机动乎此，则荣辱应于彼矣。夫惟厉王之不勉于言行，故武公戒之曰：‘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’盖言得而荣至，行失而辱来，如投报之各当其所也。彼以为施美而报恶于此者，是以童为角，而惑小人之言耳。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，而曰‘荏染柔木’，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广矣，而曰‘温温恭人’者，盖凡以柔抑王之刚，以温抑王之暴故也。武公不使厉王明庶人之愚，而姑使之无愚哲人之明者，所欲‘听用我谋，庶无大悔’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