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向儒术，丞相窦婴、太尉田蚡亦俱好儒术，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。绾荐其师申公，天子使使束帛加璧、安车驷马以迎申公。既至，天子问治乱之事，申公年八十余，对曰：‘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。’是时天子方好文辞，见申公对默然，然已招致，即以为太中大夫，舍鲁邸，命议明堂事。臣尝谓申公之言，天下之至言也。自古好治之君，未尝不慷慨思见天下之贤士，求天下之议论，次第而施行之。已而利害之实既了了于胸中，则忍而不能决，见利不克兴，知害不克除，谈有余而实不足者往往皆然。《中庸》曰：‘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。’武帝之初，盖未辨知此也，故于申公之对有惑焉。其后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制礼乐，易服色，典章文物，灿然大备，意有所在，皆力行之，不见甚难，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发之欤。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俭，向专在于爱民利物之间，则后世必以为贤哲不世出之君矣。然武帝席文景极治之后，于天下之事尚谓犹不可不力行如此，况多难之时乎？臣故曰：申公之言，天下之至言也。魏文侯与士大夫坐，问曰：‘寡人何如君也？’群臣皆曰：‘君，仁君也。’次之翟璜，曰：‘君非仁君也。’曰：‘子何以言之？’对曰：‘君伐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长子，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。’文侯怒而逐翟璜，璜起而出。次至任座，文侯问：‘寡人何如君也？’任座对曰：‘君，仁君也。’曰：‘子何以言之？’对曰：‘臣闻其君仁者其臣直，向翟璜之言直，是以知君仁也。’文侯曰：‘善。’召翟璜入，拜为大卿。臣观翟璜之谏近乎直，任座之谏近乎讽，讽谏为上，直谏次之。何也？二子之谏同出于忠也，任座能正其逐谏臣之过，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之失，是直不如讽明矣。然则翟璜知直之可为而为之欤？抑知其不可为而故为之欤？曰：如其不可为而故为之，有恃者也。然则何恃也？曰：恃同列之有君子也。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鬬其间，鬼神勿助之，翟璜之祸岂特见逐而已哉。然则任座谓文侯为仁君，其出于诚耶？其不出于诚，苟以救其过耶？曰：是恶言也。事君者可不以诚乎哉？君子之谏其君，量而后入，不入而后量，所谓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过，而翟璜亦知其终见容也。特先发后继，势有不同而已。然则如文侯者，安得不谓之仁君乎。呜呼，同列而无君子，不可以立人之朝矣，何独翟璜，古之人皆然。要之，朝多君子，不问而知其君之为仁君矣。魏武侯谋事而当，群臣莫能逮，朝而有喜色。吴起进曰：‘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？’武侯曰：‘未也。庄王之语奈何？’起曰：‘庄王谋事而当，群臣莫敢逮，朝而有忧色。申公巫臣曰：“君朝而有忧色，何也？”庄王曰：“吾闻之，诸侯自择师者王，自择友者霸，是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。今以不谷之不肖，而议于朝，群臣莫敢逮，吾国其几于亡矣。是以有忧色。”庄王之所以忧，而君独有喜色，何也？’武侯逡巡而谢曰：‘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。’臣尝谓人主之忧，莫大乎国无谋臣，茍无谋臣，不可以为国矣。故有为之君，不以独智先物为能，而以众智不足为忧，惧事变之鼎来而谋不胜应也。今群臣之谋反不逮君，谓之无谋臣可也。楚庄王之所忧，而魏武侯乃以为喜，是何见之相戾耶？晁错谓五霸不及其臣，故属之以国，任之以事。使其臣之谋乃不逮君，则臣知其不能霸矣。汉高帝尝曰：‘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’盖不以不如为耻，此其所以能兼众智、屈群策，而成大功也。《书》曰：‘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己若者亡。’谓人莫己若者，好自矜大而已，然犹惧焉，况其臣真莫及之，将谁与谋？臣故以国无谋臣为人主之大忧也。魏文侯谓李克曰：‘先生尝有言曰：“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”今所相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？’对曰：‘卑不谋尊，疏不谋戚，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’文侯曰：‘先生临事勿让。’克曰：‘君勿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。’文侯曰：‘先生就舍，吾之相定矣。’臣尝闻前修之言，以谓知人无法，臣心疑之。夫知人尧之所难也，故皋陶为舜陈九德之事，曰‘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。’此知人之诀也。而谓之无，可乎？及求之孔孟之书，而得其说者有二，曰：‘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’一也。‘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’二也。然后知是道也不可以言，可言者其迹而已，至于晓然独得于心者，岂言之所能尽哉？谓之所以也，所由也，所安也，与夫言辞眸子之间，不知何者为是，何者为非，何者为君子，何者为小人，皆未尝言其状。而大佞似圣，大智似愚，亦未易以此辞辨察，则知人之难也。虽圣人不敢易言之。然则知人之道非内明而无所蔽惑，又恶能晓然独得于心哉？惟明也一见而得之眉睫之间为有余，如其不然，则终日与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。由是论之，所谓知人者谓之无法可也。皋陶之陈九德，特言其所可言者与其成德之事而已，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。魏文侯谋相而未定也，问诸李克，克以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，文侯之意遂决，其故何哉？公子成与翟璜皆贤也，文侯固知之深矣，其得于所亲、所与、所举之间，岂一日之积哉？不然，不如是之决也。臣独喜李克之言，诚有助于后世知人之道，虽所谓独得于心者不在于是，而于吾圣人之说，亦无所戾云。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：‘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。’孙叔敖曰：‘国之有是，众非之所恶也，臣恐王之不能定也。’王曰：‘不定独在君乎？亦在臣乎？’孙叔敖曰：‘国君骄士。’曰：‘士非吾无由贵富，士骄君。’曰：‘国非士无由安强。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，士或至饥寒而不进，君臣不合，国是无由定矣。夏桀、商纣不定国是，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，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，故致亡而不知。’庄王曰：‘善哉！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，寡人岂敢以祸国骄士民哉。’臣窃惟国是之说，不闻于尧舜三代之时。庄王之问，叔敖之对，不知何自而言，其无乃为奸人之资乎。天下之士，一是一非，宁有定哉？君子之所是，小人以为非；小人之所是，君子以为非。虽一物之是非，有不能定，况于国乎。君人者知任贤而已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，君子进为，小人退听，群枉之门塞，众正之路开，君不以己之取舍病民，臣不以己之爱憎罔上，如天地四时之化，未尝有心。如是而天下不治者，未之有也，又乌取国是之名也哉？如其反是，所谓小人者，亦将立国是之名簧鼓天下，劫持其君，使必从之，贼害善良，植其徒党，而天下日趋于乱。桀纣之主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，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，则是私欲已胜，无所适从，尚何国是之有？而叔敖乃曰‘由不定国是而亡’，岂不陋哉？呜呼，名不可妄立也审矣。名一立，必有挟斯名以为奸如前所云者，臣故曰：其无乃为奸人之资乎。李道裕于贞观末为将作匠。有告张亮反者，诏百官，皆言亮当诛，独道裕谓反形未具。帝怒不暇省，斩之。岁余，刑部侍郎阙，宰相屡进，不可，帝曰：‘朕得之矣，是尝议张亮反者。朕时虽不从，今尚悔之。’遂命道裕。臣窃谓臣受知于君，不以一时遇合为难，而以知其心之所存为不易。太宗之于道裕也，始弃其言，卒乃用之，岂以畴昔之事为过而悔之欤？曰：不然。太宗愿治之主也，其措心积虑，未尝不在于天下国家，虽一事之疑必悔之，况其平时钦恤用刑，每决死罪，必三覆五奏而后定意。太宗之断，未必为疏，而追悔不忘若是者，岂恤刑之心诚有合耶？呜呼，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，然而不克有济者，诚不至而已矣。茍出于诚，则反复念虑，浸久而不忘，惟其当而后已。故于听用之际，有合于其心者，虽弃之于前而收之于后，不以自慊也。若德宗之于陆贽则不然，当危难时惟贽言是听，天下既定，乃追仇尽言，怫然以谗悻逐，犹弃梗焉。以此一事，足以观人主之用心矣，何必多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