善治天下者，必观诸时，而不择事之难易。盖天下之事，有远近大小之别，而无难易之定体。惟其时不可为，则谓之难；时可为之，则谓之易。昔者聪明睿圣之君，贤智才能之臣，未尝不欲举其远者大者而行于天下，惟直乎时有不可，而遂不为之。当时深有不足之心，后世亦为之惜。然则时者治之端，人君之所诎伸也。夫时有不可而不为，则固足惜矣；时无有不可而亦不为，则仁人君子谓之何如？嗟乎，天下之事，多失于此，而莫能臻夫极致，王道所以不及于古，而生民有不幸也。秦之将亡，祸流四海，嗷嗷之民，求息肩措足之地而举无所容。汉高帝仗义以起，诛伐无道，援而出之于涂炭，首除苛法，约以三章。数赦罪，屡赐爵，军事劳苦者复其田租，郡国多赋者减其岁献。乡县为置三老，以帅众为善。饥者甘糟糠，寒者利短褐。故得望之如云霓，亲之如父母，以布衣一剑之任，五载而成帝业。然当此之时，去周未久，三代之宏规远略、遗规旧制与其民之耳目相接，疑其犹有存于天下者。以新造之天下，而乘民心之初得，茍能讲求一二，少倣而用之，则愚者不以为惊，智者不以为迂阔。然而不能者，何也？十二年间，寇难未尽平，法度未尽立，而未暇及之也。故高帝之政，不过前之数事而已。至于文景以恭俭养民，孝武以雄才大略致治，皆处大有为之势，而亦不能者，何也？非时之有不可也，彼见高帝得天下如此之易，其所行者，乃前之数事，而民之悦服亦已如此之易，则其心以为治天下之道，不过如此而无难，惟不为秦之所为，而行高帝之所行则亦足矣。盖不察高帝之时有不可也，于是舍其远者、大者，而取其近者、小者以行之。是故不立公田什一之法，而除租释赋以劝农；不敦引年养老之教，而岁次牛酒以示惠；不遵贤能宾兴之制，而务察孝廉；不施鳏寡有养之道，而惟行赈贷；不崇乡党庠序之训，而增置生员，以广学者；不书德行道艺之美，而复其孝悌，以风斯民。是皆近而易行，不足以经远，名为治理，而曾无其实，使三代之道邈然不可复见，政教益茍简，风俗益偷敝，可不惜哉！是故仲舒讥其不能更化，贾谊痛经制之不立，王吉以为未有万世之长策者，此也。昔唐太宗与房、杜议兴礼乐，而曰：‘有志不就，古人攸悲。时难得而易失，朕所以遑遑也。’尝三读而叹之。茍易地以处，则西汉之风，岂有不至三代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