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人制为君臣之分者，不独全人主之尊而已，势必相须，义必相济，所以经纶天下国家，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。故比以元首股肱、耳目腹心之象，明其同心合体而成功立事，此万世不易之道矣。然而天下治乱不常，苟值创始造端之势，则其君臣之际，为力难易，又可知矣。夫非上之任下者得其道，下之事上者尽其能，则天下之务，孰能应之哉？蔚乎高祖之经营，群臣之际会也，可谓上任之得其道，下事之尽其能也。方秦之衰，天下惴惴，困于暴刻之余，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。是故以布衣之资，一剑之任，始终五载，遂成帝业。鼎祚之安，传至二百余年而始危者，岂独高祖之材能所致哉？盖亦一时之贤杰，有以先后左右，而勋业始完也。班固之论曰：‘任萧、曹之文，用良、平之谋，骋陆、郦之辩，制叔孙通之仪，文武相配，大略举焉尽之矣。’夫庶事草创而天下之法度不立，则何以维持民心哉？此萧、曹之文必任，而宽厚清静所以率下也。四方多难，而天下之势易动，则何以保于全安哉？此良、平之知必用，而出奇决胜所以中于机会也。千虑则智，有时而穷，此郦、陆之辨所以必骋，而开说于后也。连衽而起，被衮南向而接之，则人未之服，此叔孙通之仪所以必制，而示朝廷之礼也。此四者，皆圣人所以经营天下而守之之先务，而高帝能之，则大略以举，大功以成，乃其验也。议者以为知人，善任使，而史臣亦言其规模宏远，信不妄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