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贤之所谓治道者，盖有本末先后之异焉。本在于此，末在于彼，先者自治，而后者治人。详其在我者而先之，略其在彼者而后焉，则人将以我为君子而从之矣。春秋之世，诸侯专威，彊者凌弱，众者暴寡，不仁以取胜于仁，不义而求先于义。举天下之广而纷纷于目前也，责以本末先后之论而能自治者，盖亦鲜矣。幸而有贤人君子以我为之先，而以人为之后，启导其君，而使之为君子者，亦可贵矣。楚之敌晋也久矣，韩起、叔向聘之，楚子欲耻二人者而求为得志焉，故䓕启彊谏之曰：‘圣王务行礼，不求耻人。夫朝聘有珪，享覜有璋，小有述职，大有巡功。设机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饮，宴有好货，飧有陪鼎，皆所以行礼也。’楚子于是悟其言之是，为之加礼于二子，而晋楚之好，遂因以隆睦。呜呼，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！以启彊之一言，而救楚子之失，敦二国之好，利亦博矣。不然，则晋楚之干戈日寻于邦内，而莫之休息，此䓕启彊之贤能，使其君之为君子而可贵也。敢又从而广之，以续丘明之意焉。夫中国之与蛮貊，此贵而彼贱也，世之所谓礼义出于此，不出于彼也。齐为周之大国，礼义之出也，而曹伯来朝于鲁，则恶而讨之。故《春秋》书以示贬，而当时之君子亦讥其无礼。嗟夫，齐，中国也，一失而《经》贬其非；楚，蛮貊也，一得而《传》述其是，皆䓕启彊有以导之矣！由是而言，则《春秋》之法，有褒进蛮貊而同于中国之例，说者有以七等进退之文，推广其义者，皆不为妄也。夫为天下国家而不先自治，求以治人，未之信矣。以䓕启彊之言监之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