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有天下十四世，四百余年，而后化为商。商有天下十七世，六百余年，而后化为周。周有天下三十一世，八百余年，而后化为秦。由秦而下，迭兴迭废，不复有如三代之永，其故何也？虑世之有深浅也，为治之有厚薄也，体用之有大小也，迹效之有远近也。虑世之深者，为治必忠厚也，体用必广大也，迹效必悠远也。能识天下之大用者，不茍天下之小利也；能成天下之远效者，不急天下之近功也。圣人之所谓政教者，非一朝一夕之事也，其道则仁义礼乐，其具则法制也。仁义礼乐之行于天下，如导四渎之水以灌良田，使之源源而流，要以千载而不可竭涸，非徼幸决溢，乃得一溉，今岁为腴，而来岁为瘠也。法制之立于天下，如以九牧之金铸为巨鼎，本之模范而成，要以千载而不可破坏，非假借苦窳，以便其用，今日可举，而明日不完也。是故祖宗相传，至于子孙，循而守之，虽其材仅可以保天下，而其过恶不至播于万民，则天下之势，犹盘固坚重而未易拔，得非所虑者深，所为者厚，体用至大，迹效至远而然乎？夏商周之有天下历二千年而才易三姓者，其原出乎此也。天下之先务四，曰政也，曰兵也，曰财也，曰士也。天下之政，人君莫不欲归于一，以全其尊也；而三代之封建，使诸侯世守其彊土，家有其人民，教令自出，兵赋自奉，为天子者受其朝觐贡献而已。以一时观之，则权散于列国，王室几乎不振；反而求焉，以至于久，则藩屏之势，拱卫中夏，可与之始终也。天下之兵，人君莫不欲彊且众，以暴其威也；而三代之君，政隐于乡遂，卒乘马牛，量力而出，三时务农，俟其隙而后教战。以一时观之，则国之武备，疑其修讲之未至；反而求焉，以至于久，则井地之民，举皆吾之精兵，而不可胜用也。天下之财，人君莫不欲所入之多以足其费也；而三代之赋税，授田于民，十取其一，以为公利。以一时观之，则国之用度常若不给；反而求焉，以至于久，则下有余力而易供，上有余富而不可胜计也。天下之士，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骤用，以尽其材也；而三代之选举，先以学校养而教之，德成行立，然后量能而定位。以一时观之，则殆非明王急贤之意；反而求焉，以至于久，则素养之贤，其积众多而不可胜任也。由是推之，则三代之凡曰政教者，皆有宽缓迟久之心，而无浅暴茍简之态，非邀功于目前，务为利于后世。其名虽类迂阔，其实乃切于事。是故规模宏远，德泽深厚，而子孙享国之永宜矣。孔子曰：‘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’治乱之至鉴也。思虑不能极于深，施为近于薄，法度狭隘而功效易见，而欲希风于三代者，殆却行而求及前也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