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伦之大别，有二而已，曰善也，曰恶也。善则谓之君子，恶则谓之小人。为君子，则天下莫不贵之；为小人，则天下莫不贱之。此无他，出于善恶而异也。世之人有能知君子之可贵而小人之可贱，则安忍不去彼而取此哉？去彼而取此者，不为小人之为，而为君子之为焉耳。众人不仁，而我独行仁；众人非义，而我独履义；众人邪，而我守者正；众人贪，而我存者廉：此其所以取贵于天下，而谓之君子也。圣人之所谓名教者，盖以维持人伦而通行于天下，传于千万世，不可得而辄易，其大略亦不过贵君子、贱小人而已。贵君子则劝之，贱小人则惩之。劝之者，彼无过矣，吾犹勤拳而告之，不欲其复有过也，则人将磨厉而求全焉；惩之者，彼有过矣，吾更著明而责之，不使杂于无过也，则人安得不畏罪而惊惧邪！《春秋》者，惩恶劝善之大法，以至公为心，而深明夫君子小人之分，如权衡之于轻重，绳墨之于曲直，炳然而不可欺也。故其所以贱小人而贵君子者，仲尼之《经》、丘明之《传》，相表里而为之说，皆造夫名教之极矣。昔者齐豹为大夫，杀卫侯之兄，以求其不畏彊御之名，而《春秋》书之曰‘盗’；邾庶其、莒牟夷、邾黑肱以窃地来奔，而《春秋》不没其名。且艰难其身，以险危大人而不诛之，则攻难之士将寘力而不已，此豹之名所以求而不得也；彼窃邑叛君，以求容于他国而不罪之，则贪冒之人将奔走之不暇，此三叛之名所以盖而益彰也。一以求而不得，一以欲盖而彰，则小人之恶，岂有毫厘不获罪于名教者哉！左氏从而为之说，曰：‘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，是以君子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，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。’夫礼义者，修性、诚身而完夫道德之具也。履而行，宜而动，虽欲有过，不可得也。夫能无过而不获罪于名教，此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而可贵矣！仲尼以小人之可贱而书于经，所以惩恶也；丘明以君子之可贵而发于《传》，所以劝善也，非皆造乎名教之极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