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贤之心一也，其道亦一也，其穷达出处亦一也，而天下国家之治乱、生民之幸不幸系焉。圣人之心欲有为以康世也，大贤之心亦然也；圣人之道欲巨用以泽物也，大贤之道亦然也。茍不为不用，则卷而藏之，以利于千万世之后，此圣贤之不得已也，天下国家之未治也，生民之不幸也。然则六经之作，非仲尼之本意矣；七篇之言，非孟轲之始心矣。仲尼之意，复衰周之治于二帝而已也；孟轲之心，跻战国之政于三代而已也。然二人者卒不为不用，而徒能载之于六经，发之于七篇，则吾道之穷甚矣。后之释《孟子》者，又能推明其始终之迹而言之，以为孔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，删《诗》定《书》，系《易象》，作《春秋》；孟子退自齐、梁，然后论著其书，盖大贤拟圣而作焉。是故卫灵公问陈，则答以俎豆；梁惠王问利，则对以仁义。桓魋之厄，则谓之莫如予德；臧仓之谮，则谓之不遇者天。此其为心为道之相拟，如符节之相合，埙箎之相应，而无一毫之戾矣。此赵氏之言当也，敢从而又广之，以显圣贤之功焉。昔者洪水之怀襄，民多死于垫溺，则禹决九川，陂九泽，而天下平；飞廉、恶来之害及于中国，则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，而百姓宁；赏罚失柄而王道不存，则孔子修《春秋》，而臣子知惧。此前圣后圣之为，虽世之相去甚远，而成功则一，皆务以康世而泽民也。战国之衰，杨、墨放荡，君父之义将绝，而祸乱之流，浸淫以及于后世，非有禹、周公、孔子之心，安能御哉？故孟子之好辨者，所以距诐行、放淫辞、息邪说而承于三圣也。韩愈氏深明其功，谓之不在禹下。信哉，拟圣之作，抑可见于斯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