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上而尊，居下而卑，履贵而隆，处贱而杀者，事之常也，天下固有之矣。宜伸而屈，宜屈而伸，可重而轻，可轻而重者，事之不常也，天下亦有之矣。此二者尝质之于君臣之际，其始若异，而终则同，盖归于义而已也。今夫万乘之崇，九重之盛，被衮南面，人皆俯伏稽首而愿为之臣，是其尊不可卑也，其贵不可贱也，其伸不可屈也，其重不可轻也。草茅之微，市井之陋，退处穷阎而甘心藜藿者，其下不足尊也，其贱不足隆也，其屈不足伸也，其轻不足重也。然而人君尝有降心损己，以致礼于岩谷之士，而不以为愧耻者，何也？盖有求于下而为之。人臣尝有笃守深信，以全其志，不见诎于世主，而不以为悖慢者，何也？盖无求于上而为之。孟子曰：‘古之贤王，好善而忘势；古之贤士，乐其道而忘人之势。’赵氏从而释之曰：‘好善忘势，以贵下贱之义也；乐道忘人之势，富贵不动心之分也。各崇所尚，则义不亏。’斯极致之论矣。夫圣人之所以营治天下者，以道德才智为之用也，而彼有取焉，则虽致礼而不为愧耻，成汤之于伊尹，高宗之于傅说，文王之于吕尚，可谓好善而忘势者矣。夫众人之所以取适其欲者，惟爵禄宠利为之劝也，而我无取焉，则虽自守而不为悖慢，夷齐之于周武，四皓之于秦皇，严陵之于汉光，可谓乐道而忘人之势者矣。《易》曰：‘贲于丘园，束帛戋戋。’又曰：‘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’二爻之设，抑亦配于斯也。要其归，则上为好贤之君，而下不失为守节之士，于义何损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