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治者有其迹矣，而迹未必可复也。语治者有其言矣，而言未必可当也。遗迹而因于时，忘言而徇于理，治之大方也。故昔者无怀氏、神农氏封于泰山、禅于梁父者，七十有二君，而治未尝同，此道之谓也。崔寔论为政，仲长统善之；贾谊谋匈奴，班固非之。自汉以来，莫谓不然，寔之言曰：‘明君者，以严致平，非以宽致平也。’大宋之兴，刬五代之敝，除其苛虐，吏以鞭扑赦赎为治，而天下以宁。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外无彊桀之邦，内无群党之寇，民不见金革之患者于今百年，自三代以来未尝有也。此可谓以严致平者乎？固之言曰：‘谊欲试属国，设五饵三表以钓匈奴，其术已疎矣。’先帝与戎约和，内爱百姓，外亲邻国，略循谊之策，而匈奴服从，至今五十余年，自三代之盛，讲信修睦，附疎柔远，亦未尝有若此其久也。可谓术已疎者乎？从此观之，为治者因于时，而迹不足守也；语治者徇于理，而言不足专也。故自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治世之具者，皆遗迹，而求所以迹者也，忘言而索于所以言者也。非仲长统、班固之徒所能见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