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问曰：‘五百岁而一圣人作，有诸？’曰：‘否，不然也。或问乎孔子曰：“吾闻黄帝三百年。黄帝何以能若此之久也？”孔子曰：“黄帝在位者百年，崩而民畏其神又百年，已而民用其教又百年，此之谓三百年。”夫言固有若是者也。古者，一圣王之法，五百年然后移，故曰五百岁而一圣人也。’曰：‘昔仲尼有言：“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。”今曰圣人之法，五百岁而移，是可谓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乎？’曰：‘是非此之谓也。盖古者有不粒食、不衣裳、居不屋、死不葬之俗矣。非不乐之也，不知为耳矣。而今也耕而食，织而服，安而宅，葬而得者，固不一俗。夫圣人盖因时而设法，相时而制治者也。法固有必变，治固有必革，谋不能五百年者，非圣人也。当五百年之极，而不知承之者，非圣人也。夫五百年之极，其礼与其俗既已滥矣，然后归而新之。故圣人者，常出于五百年之后者也。不五百年，其法不亡，不可得而亡也。既五百年而犹不亡，所谓不亡，非不亡也，直亡矣而未有绝也。由尧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。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。尧之仁，汤之武，文王之治，适因其时、得其际而改焉。民之去故俗而就新治，悦然如水之赴下也，谁能御之？孔子得其际矣，而不得其时，周之俗遂极乎敝，所谓非不亡也，直亡矣而未有绝者也。故孔子作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之作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。乐则《韶》舞。”夫后世未有为孔子之为者也，如有孔子之为者，则亦必五百年而后可亡也。故曰：五百岁一圣人作。一圣人作者，一圣人之法变于五百年者也。前之则民未忘德，过之则遂极乎敝。极乎敝，虽久非圣人所谋也。今曰：周人八百，殷人六百，以为文王贤乎汤也而可乎？故圣人非能计岁必五百年而生也，以其成之，则宜乎居五百岁之后也，是以传此言也。’或曰：‘扬子云以谓事之不然。’曰：‘子云玩文而遣意者也。其曰不然，不亦宜乎！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