淮西于古为豫州。唐武氏改制称受命，诸李多失职。越王正以刺史与所部兵讨不当立，既而兵败，王自杀。吏踪迹党与穷治之，数千人皆列大逆。于时武氏方以刑立威，大臣坐飞语，不问曲直，皆族夷。以故知越事多滥，无敢救者。狄梁公为刺史，独倡言：胁从非首恶，不当坐。奏疏免之，竟全此数千人。其后百余岁，当宪宗时，豫州已更号蔡，节度使吴元济据城反，天子引天下兵，征之不顺，攻之不胜，戍之不服。丁壮苦军旅，老弱疲转饷。士大夫咸共怒，而将颜、将重、将古、将武、将通四面击之，以尽力战、尽诛为意。而李太尉独任智策，夜入其城缚之，不杀一人，所以使百姓复见礼义，脱于戮死。呜呼，梁公可谓贤相，太尉可谓贤将矣！其恩厚，其施博，尸而祝之，不亦宜也哉？开元中，刺史元通理始作《感德碑》，载梁公之仁，其后段文昌作《平淮西碑》，明太尉之功，而俱不为祠堂，使民无所追享。宋兴八十载，知军州事王质询问其故，叹曰：‘善为后慕之也，岂可使二公不祀哉？’度地以作庙，异室而同宇，南面上左。未及成，质迁。又十余岁，数换守帅，莫克就者。今太守至，遂就之。庭宇甚设，仪卫甚饰，岁时报焉，水旱祷焉。呜呼，德之不朽者如此夫！使凡相者而皆若梁公，则治安得不平？使凡将者而皆若太尉，则功安得不成？然则此庙者，非徒思昔人而已，亦为来者允蹈之也，不可不刻石以谨其始，故于是乎书。质者，丞相旦弟子，清浄慈惠，为政不烦苛，官至天章阁待制、尚书郎中，所居见称云。某月某日，刘某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