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周公征东山，三年而归。夫高宗至明也，鬼方至幽也，周公大圣也，管蔡大恶也，以至明伐至幽，以大圣讨大恶，何必三年？三年克之，何足以多？然而《周易》是称，诗人是美，以谓中兴之功莫高，悦使之道莫先。如此殚财力，旷日持久，而有胜焉，亦足称矣。则岂若速成而务财丰？孙吴之师不闻巧之久也。以是推之，所谓三年者，殆非世之所谓三年者矣。故观《既济》者，《离》下而《坎》上也。《离》下则文明莫盛焉，《坎》上则隐伏莫盛焉。以文明之进，当隐伏之退，势不能久。而《东山》亦曰：‘勿士行枚。’吾以是观之，则三年者，一年而庶之，一年而富之，一年而教之之谓矣。且夫圣人之于天下也，非私其有天下之名也，哀夫民之不被其泽，而乱政之罔民也，是以有征伐焉。岂欲亟一时之胜而遗后世之患乎？岂欲贪胜之名而忘爱民之道乎？是故三年者，并庶之、富之、教之而言也。夫为之徐则垂之固，教之习则措之安，岂若小丈夫哉？战则穷国之力而后已，若不胜，则以诈谋济之，故奇变诡谲，以计相中，邀一时之捷，而弃长久之策。故胜则遗其患于君，不胜则遗其患于民。此所谓不忠之大者。而圣人所以贵持久，孙吴所以尚拙速也。夫以孙吴之智，窥桓文之德，尚不能合，以规圣人之道，固绵远矣。而世不知者，又以谓圣人之师尚若是其缓矣，三年而后有成，是其老师费财，恬而勿虑，宿兵玩寇，安而勿疑，则是俱未得其中也。何谓庶之？曰除其苛虐，宽其征赋，老其老，幼其幼。何谓富之？曰畴其田伍，治其里邑，原其本业，节其服用，通商阜农，劝功易事。何谓教之？曰生有以养，死有以葬，祭祀有法，出入有仪，良其师保，美其官守。一人莫非其臣也，尺地莫非吾有也，引师而去之，民效死不畔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