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囊为令尹，城郢，君子称之曰：‘忠矣，能卫社稷。’囊瓦为令尹，城郢，君子讥之曰：‘卑矣，必亡楚国。’夫楚，一也；子囊、囊瓦，令尹等也；城郢，均也。子囊以取褒，囊瓦不免于贬，何哉？君子者，固誉成而讥败乎？论之曰：否。昔子囊之为令尹也，修法制，举贤才，附百姓，亲邻国。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遂矣，惟郢之未城，于是城郢，则豫患而已矣，安得不谓之忠？囊瓦之为令尹也则不然，远忠直，比谗谄，贪愎无厌，遂过不更，百姓怨之，诸侯怒之。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，惟郢之可城，于是城郢，则外民而已矣，安得不谓之卑？夫外民，民亦外之。此囊瓦所以亡楚也。事固有同功而异情，同迹而异论者，此之谓也。《易》曰：‘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’夫设险之与恃险，岂得同哉？设险者彊，恃险者亡。故先王制城郭沟池，所以立固，而非固之本也。制乡遂都鄙，所以便守，而非守之本也。制师旅卒乘，所以建威，而非威之本也。本之所在，在德义，在知人，在安民。必有其本，然后城郭沟池可得而固也，乡遂都鄙可得而守也，军旅卒乘可得而威也。故政有本末，事有先后，无后其所先，而先其所后，则天下可治，百官可任，万民可附，四夷可服。惟明者而后及之，非囊瓦之所能见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