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曰：‘杨朱一于为我，是为无君；墨翟一于兼爱，是为无父。君子以其言为邪说淫辞，恶夫害道而伤教也。今有人焉，著书立言，在于明道扶教而兼该博综，出入义理之妙，学者资之，不啻如仰大山北斗。而斥其书为邪说淫辞，不已过乎？’余曰：‘子亦知夫古圣人所谓邪说淫辞之指乎？杨朱、墨翟，盖古之君子人也。其不孝岂至于无父，其不忠岂至于无君？而孟子辞而辟之，若不可一日容于世者。盖说枝于正道则为邪，不必如放僻邪侈之所谓邪也；辞溢于正理则为淫，不必如骄奢淫泆之所谓淫也。圣人之道，如绳之直，不可以少挠；如水之平，不可以少倾。故曰：“道不可须臾离也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释氏有所谓外道，吾儒有所谓杨、墨，盖其所差毫厘耳。然充杨、墨之术，将遂至于无父无君，无父无君则与禽兽奚择？诚以极其流则然也，孟子辟之，不得不力，为是故也。然则后之塞路者，傥有类于杨、墨，安得不究其末流之弊乎？孟子曰：“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”彼陷于邪淫之见者，方言之成理，而未尝见之行事，谁曰不然。惟其势足以行其说，故利禄所诱，刑威所驱，天下之人靡然从之，而其害滋矣，岂一匹夫杨、墨比哉！何则？邪说淫辞，其叛于道也，初亦甚微，故倡而和之，咸自以有得于道而莫知其非，是故恶夫似也。唯明于道者知之，傥又坐视而不与之辩，使滔滔之流终莫之禁，则其为害，果将何时已耶？呜乎！道之不明也久矣，世未尝睹圣人之正道，其不辩所谓邪说淫辞，无足怪已。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’作《邪说辩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