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贞观四年六月，发卒修治洛阳宫，以备巡幸。张玄素谏曰：‘陛下初平洛阳宫，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，皆令毁之。曾未十年，复加营缮，何前日恶之，而今日效之也？且以今日财力，何如隋世？陛下役疮痍之人，袭亡隋之弊，恐又甚于炀帝矣。’帝谓玄素曰：‘卿谓我不如炀帝，何如桀、纣？’对曰：‘若此役不息，亦同归于乱。’帝叹曰：‘吾思之不熟，乃至于是。’顾谓房玄龄曰：‘以洛阳土中，朝贡道均，意欲便民，故使营之。今玄素所言诚有理，宜即为之罢役。后日或以事至洛阳，虽露处亦无伤也。’臣闻人君之爱民也，惟恐其厉之，而常失于不察；人臣之爱君也，惟恐其违之，而常失于不忠。夫人君凡欲有所为，天下争趋之，有过尔，无不及也。彼徒以奉上为心，而不暇顾民物之利病，一或告戒之不严，检察之不至，则耳目之所不际，斯有受其弊者矣。故虽爱民，而常不免于厉之也。何谓失于不忠？夫人臣受命以兴事于外，孰不欲利国便民，置君于无过之地？然而志或牵于宠辱之私，设若有所营缮，必将宏侈是图，以求媚其上而悦之，斯不以其道矣。故虽爱君，而常不免于欺之也。若太宗之与玄素，盖审乎此。天下初定，君臣相与警戒，谓役疮痍之人治宫室，是遵亡隋之辙而过之，将与桀、纣同归于乱。其臣极言之而无所讳，其君亟从之而无所吝，此贞观之治所以日盛一日，而后世莫之及也。兹者銮驭念会稽之久驻，将幸武林，方遣使经营，而训词恳恻，深戒扰民，盖视唐宗为先见矣。然期限迫则民力或苦于役作，材费广则民财或竭于供输，事势有不免者。虽将命之臣率皆忠良，不忍以侧媚欺陛下，其如凋瘵之余，不堪重困，易以怨嗟，尚不可不察也。且武林非可久之地，陛下志不在焉，因陋就简可也。臣愿陛下降咫尺之诏，申勅使者若杭之守宰，深责之以无扰，且使敷告其民而慰安之。庶知陛下不忍困吾民于无益，凡皆不得已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