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《烝民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任贤使能，周室中兴焉。’是诗美宣王任贤使能，中兴周室，而以《烝民》名篇者，推本而言之也。盖‘烝’众而有‘明’意，民虽至愚，合而听之则神，以其性善故也。惟性善，故所好者懿德，而其去就从违每不妄。宣王惟能用仲山甫，任贤使能，以兴先王之治，是以烝民归之，而中兴之功成焉，此所以为推本而言也。‘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’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，所谓‘物’也。有亲，有义，有别，有序，有信，所谓‘则’也。天生烝民，阴隲而与物辨，降衷而为物灵，其自然之物、则盖如此。是故所秉者无非性命之常。惟所秉者性命之常，故所好者无非懿美之德。仲山甫惟有是德，而宣王用之，是为不逆其所好。惟能顺民之所好，此周室所以中兴也。‘天监有周，昭假于下。保兹天子，生仲山甫。’降监不忘，临下有赫，不言而善应，不召而自来，天之道也。惟周之德有以昭假于下，是故保兹天子而为之生仲山甫焉。‘昭格于下’，则言其有以上当天心，若《书》所谓‘昭升于上’是也。‘保兹天子’，则言其为天所子，若所谓‘保佑命之’是已。然皇天之亲有德，飨有道，非赫然有物以畀之也。生仲山甫以保之，则天之心固昭然矣。‘仲山甫之德’至‘明命使赋’‘柔嘉维则’，则内有充实之美，‘令仪令色’，则外有容与之文，然不敢有其德也。‘小心翼翼’，则持之以敬者也。‘古训是式，威仪是力’，则又益勤于德而不敢怠者也。盖柔常患乎不足以有立，今也有充实之美以主于中，则其交于物也，无适而不合于礼，所谓‘嘉’也。然柔而能嘉，岂矫拂其性命之情而为之哉？亦本其所受于天者固有是尔，故曰‘柔嘉维则’，言初不违其性之则也。惟其德之充乎己者如此，是故动容貌则为令仪，正颜色则为令色，兹表里之符也。苟无柔嘉维则之美，则所谓令仪者或疑于足恭，所谓令色者或疑于鲜仁，岂君子之所贵哉？‘小心翼翼’，言敬慎之至也。‘古训是式’，则又言敬慎之至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。‘威仪是力’，则又言非特德行言语之不敢不敬慎也，虽威仪之末，必自力而不敢少怠，则敬慎之尤至也。《记》曰：‘外貌斯须不庄不敬，则慢易之心入之。’威仪是力，为是故也。‘天子若是，明命使赋’者，惟其德之若是，内外大小皆举矣，故能保天子而若之。‘保之’则致其仁也，‘若之’则尽其道也。唱则和之，始则终之，所谓‘若’也。惟其能若天子如此，是以天子有明命，则使赋之也。所谓‘明命’，即任贤使能之命也。任贤使能，其命欲明，故《易》于‘火在天上，大有’，曰：‘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’《书》于‘天命有德’，亦曰：‘五服五章哉。’凡皆任贤使能，则其命欲明之义也。‘王命仲山甫，式是百辟。缵戎祖考，王躬是保。’生仲山甫者，天命也；命仲山甫者，人事也。惟王能命之，故天为之生斯人；惟天生斯人，故王得而命之，以成中兴之功。此天人相因之理，亦犹高宗恭默思道，然后帝赉良弼，而高宗因置诸左右，命之辅台德，而商之所以中兴也。‘式是百辟’，则与《微子之命》言‘万邦作式’，《烈文》言‘百辟其刑之’同意。‘缵戎祖考’，则佐王中兴之事也。汤尝以聿求元圣与之戮力，乃能缵禹旧服。以汤革夏为商，犹当缵禹旧服，况宣王图中兴之功乎？率乃祖考之攸行而绍复其大业，固其所也。‘王躬是保’，则言其以保护王为己任也。前言‘生仲山甫’，故先之以‘保之天子’，其意则主天眷有周而为之佑命，故每以天子为言。此言‘王命仲山甫’，故继之以‘王躬是保’，其意则主宣王能修人事以上当天意，故每以王为言也。‘出纳王命，王之喉舌。赋政于外，四方爰发。’布宣政教，以达于民，出王命也，犹《书》之言‘达王’是已。采摭民言，以复于上，纳王命也，犹《周官》言‘诸臣之复’是已。然《书》贵乎‘工以纳言’，盖将‘时而飏之’而训方氏，‘诵四方之传道’，亦将‘还以训之’而已，此所以出、纳皆谓之‘王命’也。《诗》有曰‘莫扪朕舌，妇有长舌，匪舌是出’，皆谓言也。而此独曰‘喉舌’者，盖言自内出喉，达之于外，气自外入喉，达之于内。古人以谓味以行气，气以实志，志以定言，言以出令，盖有自外入之气，然后有自内出之言。此言‘喉舌’，盖谓达民言而纳之于王，犹之气也；达王命而布之于民，犹之言也。惟其所以致养者无壅蔽之患，所以布告者无谬妄之失，是以赋政于外，而四方发而应之。《家语》有之：‘违山十里，蟪蛭之声犹在于耳，故政事莫若应之。’此之谓也。‘肃肃王命’至‘以事一人’上言之之谓命，下禀之之谓令。有命矣，莫或禀之，则命有所不行，而不足以为令，故要在有人将之也。‘肃肃’者，言王命之尊严足以肃物也。豫而舒，肃而速，王命肃肃，则所以将之者焉可缓哉！夫物所将者小，能将物者大，王命固大矣，而又有以将之，此所以能诏告四方，令行而禁止者也。‘邦国若否，仲山甫明之’者，王之命达之邦国，而邦国之或若或否又不可不知，若则听从之，否则有所不从。其若也，其否也，皆当有以明之。则以王之德意志虑，否者固或以为非是而不从，若者亦未必能深喻厥旨，姑亦从之而已，故明之不可以无人。古之人有曰‘明大道’，有曰‘明明德’，夫道者人所共由，德者人所同得，而犹假于明，况宣王欲施命于既衰之俗乎。以文王之圣，非得四人者往来以迪彝教，则蔑德降于国人，则宣王有赖于仲山甫之将明可知已。‘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’，君子之去就出处，无所苟也，惟道之从而已。中有正以止，外有正以行，故以周身则智，以事君则忠。泛应曲当，无入而不自得，而于物亦无所忤，此则仲山甫之所以为贤也。盖自知曰‘明’，知人曰‘哲’，有以自知，则内不失己，而不以己累物，有以知人，则外不失人，而不以物害己，此所以能全其身而无罪悔也。然仲山甫若是，岂利其身而后其君者哉，盖能将明以保王矣，又能明哲以保身矣，又能匪懈以事一人，则与夫忘身以狥利，背公而营私者举异矣，岂非所谓两进者欤？ ‘人亦有言’至‘以慰其心’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仁则无不爱也，岂以其柔而茹之？义则无不理也，岂以其刚而吐之？惟居仁由义，大人之事，是以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，维仲山甫能之也。‘不侮矜寡’，言其不茹之实也。‘不畏强御’，言其不吐之实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无虐茕独，而畏高明。人之有能有为，使羞其行，而邦其昌。’此言皇极之道也，而仲山甫与有焉。此宣王所以赖之，任贤使能，而成中兴之功也。‘人亦有言，德𬨎如毛。民鲜克举之，我仪图之。维仲山甫举之，爱莫助之’者，徐行后长者谓之悌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悌，德之易举，盖若徐行后长者之类，夫岂难哉！而克举之者，奚异一羽之不举？谓力不胜则不可也。然《记》曰‘仁之为器也重’，而《诗》曰‘德𬨎如毛’，何耶？盖《记》将言举者莫能胜，故言其为器重。而此将言仲山甫举之，故言其𬨎如毛。以此知道无远迩，德无难易，在人为与不为而已。‘爱莫助之’者，言当是时，不若先王之时，莫不好德，贤人众多，故莫助也。虽然，亦有若文武之吉甫，显允之方叔，孝友之张仲，与夫召虎之平淮夷，申伯之式南土，岂非助仲山甫者？维数子者任用，宣王、仲山甫实赋其命。故吉甫言莫助之者，盖惜则惜其既往，爱则所惜者尚在。吉甫之意，方将与方叔、申伯之徒同德协力以助之，故其诗之辞如此。‘衮职有阙，维山甫补之’者，言在廷之臣无以之，则其任宜重也。‘仲山甫出祖，四牡业业，征夫捷捷，每怀靡及。四牡彭彭，八鸾锵锵。王命仲山甫，城彼东方’者，言仲山甫非徒有是懿德也，其勤劳于王事盖如此。‘四牡骙骙，八鸾喈喈’，则又言其非独勤劳也，其动则有礼文又如此。‘仲山甫徂齐，式遄其归’，则又言其为君之所眷托如此。‘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。仲山甫永怀，以慰其心’者，仲山甫之所以永怀，无非王事。是诗既美其德，又述其勤劳，是故足以慰其心也。‘《韩奕》，君吉甫美宣王也。能锡命诸侯’至‘鞗革金厄’成汤作兴，中虺美其‘缵禹旧服’；成王立政，周公告之‘陟禹之迹’。盖禹之功大，后世有能追复其故迹，则为贤王。周至厉王，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宣王南征北伐，复文、武之境土，即禹所甸之地而以封诸侯，又其锡命之，皆当而有礼，此尹吉甫所以有取于《韩奕》而美之也。‘奕奕梁山’，言梁山之众大也。‘维禹甸之，有倬其道’，言禹尝井牧其地，什伍其民，其道倬然，犹《云汉》之‘昭回于天’，人所共仰，是以可为法于后世也。‘韩侯受命，王亲命之，缵戎祖考’者，受命，受王之命为侯伯也。既受命为侯伯矣，王于是亲告戒之，使缵女祖考，以副所以受之命也。‘无废朕命，夙夜匪懈，虔共尔位’，戒之使谨其职也。‘朕命不易，干不庭方，以佐戎辟’，戒之使忠其君也。此皆所谓亲命之也。夫使韩侯继祖考设都于禹之绩，稼穑匪解，以承甸事，凡皆如王之所告戒，则宣王能修禹之功可见，此所以为宣王之美也。况又能锡命之以礼乎？‘四牡奕奕，孔修且张，韩侯入觐’者，言其车马之盛如此。‘以其介圭，入觐于王’者，言其入觐之物如此。盖四牡众大，则所以蕃庶其国者可知；四牡修张，则所以修治其国者可知。挟是而入觐于王，此韩侯之尽君道也。以王之所服宝器之大者而入觐，则其他仪物之备可知，不亦享王之至乎？此韩侯之尽臣道也。夫惟治国则有以尽其为君之道，享上则有以尽其为臣之道，然后王锡之淑旗绥章，簟茀错衡，玄衮赤舄，钩膺镂锡，鞹鞃浅幭，鞗革金厄，此所谓锡命以礼，故序以为能锡命也。淑旗绥章于茀后建之，簟茀在后，衡在左右，玄衮赤舄则服之在中，钩膺镂锡、鞹鞃浅幭、鞗革金厄则皆在前，而钩膺镂锡在下，鞹鞃浅幭、鞗革金厄在上。而其次序如此者，盖下文言‘韩侯出祖’，则锡韩侯于其去而归国之时也。故自其后所见言之，且自后而前，自左右而中，自下而上，亦足以见所以锡之者每上而愈贵，则于礼为每加而愈隆也。‘韩侯出祖’至‘韩姞燕誉’‘韩侯出祖，出宿于屠’，言其去王而反国也，优缓而有礼。‘显父饯之，清酒百壶’，言王使卿士送之也勤厚而有恩。殽则炰鼈鲜鱼，蔌则维笋及蒲，其饮食之如此，亦足矣。又赠之以所乘之四马，与所驾之路车。以为未也，又实脯醢于笾豆焉。而侯之亲族若偕行者，咸得与于燕胥，而非止韩侯之身，则其恩意隆矣。夫《鱼丽》以万物盛多、能备礼为盛世之美。今宣王承丧乱饥馑之后，乃能安集其民而兴修其政，至是饯赠诸侯，故能备物如此，是所以为可美也。‘韩侯娶妻，汾王之甥，蹶父之子’，言其族胄之贵也。‘韩侯迎止，于蹶之里’，言其亲迎之以礼也。‘百两彭彭，八鸾锵锵，不显其光’，言车之盛也。‘诸娣从之，祁祁如云。韩侯顾之，烂其盈门’，言其从之盛也。夫厉王无道，周流于彘，彘临汾水，故号曰‘汾王’。方是时，王室且为诸侯之所卑侮，则王甥亦安能择乐国之贤君而归之哉。惟宣王作兴，任贤使能，若蹶父之孔武者，皆为之用。故诸侯亲之，而韩姞之礼乃能若是之盛，然则岂非足以显王政之美乎？故著其为汾王之甥，而归得其配，仪物之盛如此，是所以为美宣王也。‘蹶父孔武，靡国不到。为韩姞相攸，莫如韩乐。孔乐韩土，川泽𬣙𬣙，鲂𫚈甫甫，麀鹿噳噳，有熊有罴，有猫有虎’，言韩土无所不有，其可乐如是也。‘庆既令居，韩姞燕誉’，言韩姞以其可乐而安乐之也。观此则宣王还定安集之功可知矣。‘溥彼韩城’至‘赤豹黄罴’韩城之广且大，奄奠北国，非先王之时，燕安之师众，何以能完之？今宣王乃能以是复锡韩侯，使绍其先祖而为北国之伯，则当是时师众亦获燕安，而无荡析离散之患可知。虽然，仲尼有言：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’盖欲蛮夷之率服，不可以苟求也，在修其德而已。今兹百蛮，初非有以驱而来之也，德修于此，而彼固不得不来；终非有以强而制之也，诚因于彼，而此固未尝容心。非特先王字彼韩城，以先祖受命，未尝容心焉。故前曰‘因时百蛮’，后曰‘因以其伯’，皆以因为言也。夫惟如是，故北国惟我所制。于是为之墉壑以立其城邑，为之亩籍以经其田野，而追貊之以及北国，莫不率服而致其臣妾，故曰‘献其貔皮，赤豹黄罴’，盖亦有以得其懽心，而非特服其外也。‘《江汉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’至‘王心在宁’盛不可常也，有时而衰；治不可常也，有时而乱。盛衰治乱之相寻，消长盈虚之理也。惟因时乘理者，乃能兴衰而致之盛，拨乱而反之正，自非智足以见几，勇足以立事，则有所不能也。厉王之时，小雅尽废，四夷交侵，其卒至于大坏，此周室之衰且乱甚矣。宣王乃能命召公平淮夷，兴而拨之，是所以为诗之美也。‘江汉浮浮，武夫滔滔’，则言先被之以德，后经之以武也。‘匪安匪游，淮夷来求’，则言其来讨罪于淮夷，非不戒而妄动也。‘既出我车，既设我旟’，则言其来铺刑于淮夷，非不戒而解缓也。‘江汉汤汤’，则其德广而流行甚矣，非特浮浮然也。以此平淮夷，淮夷何足平哉！故曰‘经营四方，告成于王’，则言既平淮夷而经营四方，又告成也。‘四方既平，王国庶定。时靡有争，王心载宁’者，势有内外之殊，而治乱实同乎一理，分有上下之异，而休戚实同乎一心。故《诗》、《书》言能迩之道，必先柔远。盖远者有所不治，则救患不给，岂暇能迩乎？此所以言四方平而王国定也。传亦曰：‘君以民为体，民以君为心。’若一二指病，则心虑为之无聊，其能宁乎？此所以言时靡争而王心宁，盖自然之势也。‘《常武》，召穆公美宣王也。有常德以立武事，因以为戒然。’兵所以趋变，必有常德以为之本，此武事以立。盖武非常也，惟有常者然后能经之；事非德也，惟有德者然后能干之。《习坎》之《象》曰：‘君子以常德行。’盖坎，险也，不能以济险，济险者以常而已。以常德而立武事，亦若是也。又况戈者武之事，止者武之志，犹足迹谓之武，言有行则践之而成名，已则弃而不用，则其不可为常甚矣。惟不可以为常，则必有所谓大常者，德是已。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，虽反经而适合乎道，则事其有不立者乎？虽然，寇乱既平，而兵犹不戢，则自焚之道，此用武之大戒也。宣王中才之主，虽能兴衰拨乱，成中兴之功。要之善始善终，尚其所难，此召穆公美之，而其诗曰‘常武’，则戒之之意深矣。‘赫赫明明’至‘惠此南国’‘赫赫’，言其命之显也。‘明明’，言其所命之当也。其命欲显，则以徐方之伐，将天命明威故也。其所命欲当，则以兵戎重任不可以轻付故也。所命之卿士，言其世则以南仲为太祖，而望之所归；言其官则太师，而民之所瞻；言其字则皇父，而众之所美。所命之当如此，于是使之整我六师，以修我戎也。众谓之师，兵谓之戎，《语》曰：‘教民七年，然后可以即戎’，‘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’。故必整我六师，以修我戎，然后可以立武事也。皇父于此，既敬既戒，则能整众以修戎矣，于是可用以惠南国也。敬则不慢，戒则不忽，戎事尚严故也。夫惟以常德而立武事，敬戒而不敢慢忽，则其绎骚而震惊之者，乃所以为惠其国欤？ ‘王谓尹氏’至‘三事就绪’先王之民，居则为六卿之民，而六卿总之；出则为六卿之师，而六事率之。前曰命大师皇父整我六师，以修我戎，则方言六卿之民将有事于军旅，故犹整之以太师。太师虽三公之官，而先王之时，或使之下兼六卿之职而为冢宰焉。故于其师之未出，则以命太师皇父，而曰‘王命卿士’也。此曰命程伯休父戒我师旅，率彼淮浦，则于是遂以六卿之师出征，故以命大司马焉。何以知之？盖在周大司马之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，凡教大阅，则以旌为左右和之门，群吏各率其车徒以叙和出，左右陈车徒。夫大阅者，将用而大习之也，凡皆如出战之时。而大司马实率之，则知此所谓‘命程伯休父，左右陈行’者，命之为大司马也。于是太师皇父曰‘惠此南国’，则若所谓惠鲜保惠，于此惠之而已。于命程伯休父曰‘省此徐土’，则若所谓省耕省歛，即彼而省之也。岂非以其或命冢宰，或命大司马故然欤？徐，徐州也。方言省其民，故曰‘徐土’；方言兵加其所，故曰‘徐方’；方言征以正其君，故曰‘徐国’。曰‘三事就绪’，又曰‘徐方绎骚’者，我武惟扬，深入其国，能无绎骚之乎？然绎骚而震惊之者，暂而已。惟不留不处，而兵之所加，此所以省其民，是以三农之事不失其绪也。‘赫赫业业’至‘王师之所’前言命将帅，戒师旅，以惠南国者，徐土为事矣。于是言兵威之强，有所不动，动无不克也。‘赫赫’，言其盛而显也。‘业业’，言其动而大也。征徐夷所以致天讨，非私以兵加人，故天子之威不可以不严。其兵威之显且大如此，则所以严天子之威而致天讨也。故曰：‘赫赫业业，有严天子。’‘王舒保作，匪绍匪游，徐方绎骚’者，言王之兵本于仁义。其作也非急于趋利以疾战，故舒；非安于犯难以毒民，故保。‘保’则所谓仁也，‘舒’则所谓义也。虽舒而保，然其出也，未尝无所成；其动也，未尝无所待。‘匪绍’则所谓‘役不再籍’，而其出则有功。‘匪绍’则所谓‘动惟厥时’，凡以为民，而其动则不妄。惟其举必有功而动则不妄，此徐方所以不得不为之绎骚也。赫赫翼翼，所以致天讨，故言天子舒保作，匪绍匪。所以尽人事，故言王震惊徐方。‘如雷如霆，徐方震惊’，则所谓‘我武惟扬’，先加以声也。‘王奋厥武，如震如怒。进厥虎臣，阚如虓虎。铺敦淮𣸣，仍执丑虏。截彼淮浦，王师之所’，则所谓‘杀伐用张’，后致其实也。‘王旅啴啴’至‘濯征徐国’‘啴啴’则若所谓‘啴啴骆马’、‘徒御啴啴’，言其疲也。王师疲矣，然如鸟之飞，如鸷之翰，言其轻敏而不可抟执有如此者。‘如江之永，如汉之广’，言其铺敦于淮𣸣之上，其强盛而不可蹈犯有如此者。其固守则如山之苞蓄而不可惊动，言其静则然也；其征战则如川之流逝而不可御止，言其动则然也。‘绵绵’则弱而不可断，‘翼翼’则饬而不可乱。王师之疲而犹且如此，岂非王者之兵虽本于仁义，而顾自有节制者欤？夫惟本之以仁义，持之以节制，是以敌不能测，且不能克，而能濯征徐国也。‘王犹允塞’至‘王曰还归’自‘濯征徐国’以上，威之以武，使之畏而服，故曰‘徐方绎骚’、‘徐方震惊’。自‘王犹允塞’以下，怀之以德，使之服而来，故曰‘徐方既来’、‘徐方既同’、‘徐方来庭’也。王犹之诚实有足以感格之，则方来，故曰：‘王犹允塞，徐方既来。’既来而同，则是有以一天下矣，是所以为天子之功也，故曰：‘徐方既同，天子之功。’然所以致其同，在于能平四方。四方平，则徐方不得不来庭矣，又乌有不同哉？故曰：‘四方既平，徐方来庭。’既要其终，又原其始，是所谓立武事必以常德，而戒之之意存乎其间也。又曰‘徐方不回，王曰还归’者，所谓叛则讨之，服则舍之，非特戒王立武必以德，于是又戒王虽本乎常德，而武终不可黩也。且武王之伐商，戎车三百两，虎贲三百人，亦曰‘我武维扬，侵于之疆’，‘取彼凶残，杀伐用张’而已。今宣王之征徐夷，则曰‘如雷如霆’，‘如震如怒’，‘如飞如翰，如江如汉，如山之苞，如川之流’，言王之师之强盛若是，得非实不足，故其辞侈欤？雅著宣王之美，大率如此。若曰有常德以立武事，为其嫌于无常德，故言有耳。若曰能建国亲诸侯，能锡命诸侯，能兴衰拨乱之类，为其嫌于不能，故每称其能耳。至于美文、武之德，则不必然，可考而知也。‘《瞻卬》，凡伯刺幽王大坏也’至‘靡有夷瘳’夫盛极而衰，成极而坏，阴阳之运，万物之常理也。惟善持盈之君子，为能以道御时，与时偕行，故其德与政之日新，如月之常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寿而不坏，如松栢之茂而不衰，夫何故？以《天保》之诗考之，亦以其能厚下而不自厚益而已。今幽王之无道，如《瞻卬》之所刺：非特无以厚其下也，又厉之甚矣；非特无以益其下也，又害之甚矣。于是陵夷至于不可救药，得不谓之大坏乎？《荡》之序言‘伤周室大坏’，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言‘刺幽王大坏’者，《荡》主言天下无纲纪文章，故称周室而伤之。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主言蟊贼其民，故指幽王而刺之。‘瞻卬昊天，则不我惠’者，人以言明望之，而仁惠之德曾不我施，则失望矣。‘孔填不宁，降此大厉’者，言非特不我惠也，既甚久其不获宁居矣，又降此大危厉焉，则其失望又甚矣。民莫之惠而不得宁处，适罹此大厉焉，则欲邦之安定而人不困瘁，其可得乎？故曰‘邦宁有定，士民其瘵’也。‘蟊贼蟊疾，靡有夷届。罪罟不收，靡有夷瘳’者，言邦靡有定而人既困瘁矣，然犹若蟊之为贼为疾然，靡有平极，则其毒民深矣。且蟊之为物，食苗之根，肆毒类之，则人将自何能谷乎？绝其为善之端，而罔民之刑又张而不弛，则蟊之为贼、疾将无时而已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抚我则后，虐我则雠。’此幽王所以致大坏欤。‘人有土田’至‘女覆说之’前曰‘罪罟不收’，则罔民以求罪戾，无复仁恕之心而已。今曰有人之土田，夺人之民人，收无罪，脱有罪，则非特无仁恕之心，其御下之无道又甚矣。先王分人以土田，使之有所生养，分人以民人，使之有所班治，抑皆所以崇德报功也。必其有显罪然后可以夺而有之，《王制》所谓‘不敬者，君削以地；不孝者，君绌以爵’之类是也。今幽王则不然，土田，人所宜有也，无故而反有之；民人，人所能治也，无故而覆夺之。有人之土田，夺人之民人，犹之可也。此宜无罪，而反收之，则人怀不免之虞，将无所措手足矣；彼宜有罪，而覆说之，则恶者无所惧，奸宄炽而祸乱滋矣。夫何所恃而不大坏耶？ ‘哲夫成城’至‘时维妇寺’原幽王所以荒昏，至于贼士民而不爱，张罪罟而不收，予夺任其私意，罪宥咈于人情者，岂无自而然哉？以其惟妇言是用故也。夫女正位乎内，家道正而天下定矣，故曰‘无攸遂，在中馈’，言妇人之德当如是而已。以无非无仪为善，果何所用于哲乎？妇哲而谋，非特不足以成城，适足以倾之而已。哲妇虽懿，适足为枭为鸱而已，非所以为懿也。以顺为正，果何所用于辩乎？妇有长舌，非特无用也，适足以为厉之阶而已。‘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’，则又言妇人为不善，非特阶厉，实乱之所由生也。幽王曾不知此，而当是之时，妇也寺也皆得以用其言，彼果何能有所教诲哉？实致王之荒昏，为上所为而已。《书》曰：‘牝鸡无晨，惟家之索。’此之谓也。‘鞠人忮忒’至‘休其蚕织’‘鞠人忮忒，谮始竟背’者，言妇寺近化于幽王，而阶厉生乱，惟肆其智辩。鞠人为忮忒而已，盖肆其智辩，则人无所通，若鞠然也。不忮则藏，为忮则不藏矣。不忒则正，为忒则不正矣。既以智辩鞠人，则为忮而不藏，为忒而不正，其始必谮人，而终必背王也。‘岂曰不极，伊胡为慝’者，言淑有福之道，忒有极之道。妇寺以智辩，鞠人为忮忒，岂不曰极乎？乃曰‘伊胡为慝’，则幽王不可望以明矣。‘如贾三倍，君子是识。妇无公事，休其蚕织’，则言君子喻于利，妇人废其职也。妇人有以道君子为恶，而君喻于利，君子无以率，妇人废其职，此幽王所以大坏欤？ ‘天何以刺’至‘邦国殄瘁’‘天何以刺，何神不富’，言天无妄刺，神无妄罚也。盖刺而当，物自触之；刺而不当，人者刺之。则无非者，天未尝刺之也。王自以为无非邪，则天何为示人不宁，以刺王乎？言而违焉，以罚罔之，罚所不惩，乃制以刑，则无非者，神未尝罚之也。王自以为无非邪，则神何为使人不富，以罚王乎？‘舍尔介狄，维予胥忌。不吊不祥，威仪不类’，言天已刺之矣，神已罚之矣，被甲内侵之狄，乃舍之而不治，惟予忠贤之大臣，反忌之而不亲。此其所以不吊不祥，而无吉事之先见，威仪不类，而无可畏可象之善也。夫如是，王无与为善，而不能以得人矣。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’，言王无与为善而不能以得人故也。‘天之降罔’至‘心之悲矣’亡之为罔，罔则不有。入隐为亡，亡则不显。‘天之降罔’，则将不有矣。‘人之云亡’，则将不显矣。‘天之降罔，维其优矣’，‘优’谓优而不迫也。人之云亡，维其忧矣，忧则发于心而见于颜色也。‘天之降罔，维其几矣’，‘几’谓动之微吉之先见也。人之云亡，维其悲矣，悲则非其心之情也。于‘天之降罔’，先言‘维其优矣’，以谓天道远而未亟；次言‘维其几矣’，则修德以应之，尚可以致吉也。于‘人之云亡’，先言‘心之忧矣’，以谓人道近而可推；次言‘心之悲矣’，则邦国殄瘁，非特可忧而已也。‘觱沸槛泉’至‘式救尔后’‘槛泉’，正出之泉也。‘觱沸’，以言其盛。‘觱沸槛泉，维其深矣’，以譬王出恶政之盛，其所由来深矣。故继言‘心之忧矣，宁自今矣’，以谓其忧之所由来亦久矣。‘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’，伤己适丁斯时也。‘藐藐昊天，无不克巩’，言昊天之明，无所私亲，惟德是辅，凡有废置，无不克巩也。‘无忝尔祖，式救尔后’，皇祖尝以有道而受天命，今能修德而不为天所废，则无忝皇祖矣。王虽大坏，凡伯作诗以刺之，犹欲王修德以复兴焉，故曰‘式救尔后’。称王为尔者，相亲近相信，然而有未忍遽绝之意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