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者，《易》也，岂待圣人作之而后为《易》乎？圣人取《易》于不可见闻之中，而见之于卦爻、《彖》、《象》之内，使天下后世由此入《易》焉耳，犹鱼兔之筌蹄也，犹江海之舟楫也，犹诸夏之道路也，犹堂奥之门户也。伏羲作《易》之初，八卦而已，三画而已。文王益之而为六十四，重之以六爻，然后天下之能事毕矣。然而未有辞也，周公又即卦爻为辞以系焉，而孔子名之，谓之系辞。先儒谓文王系卦辞，周公系爻辞，误矣。扬子曰：‘《易》始八卦，而文王六十四，其益可知也。’又曰：‘重《易》六爻，不亦渊乎？’以此推之，文王但益卦重爻，未尝系辞，而系辞者，皆周公也。孔子曰：‘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，伏羲也。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，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矣，文王也。系辞焉而命之，动在其中矣，周公也。三圣一心。’孔子之心，三圣之心也。乐天知命，又忧之大也，故又为《彖》、《象》以释卦爻之辞，又为《文言》以兼释其《彖》、《象》，又因卦爻、《彖》、《象》而无所不释，以自见其意。后之君子，视其可以傅卦爻之下者既以别而傅之矣，视其不可以傅卦爻之下者则类而傅之于其后，且取孔子之名周公者名焉，亦谓之《系辞》。其为系辞虽同，其所以为系辞则异矣。兹异也，祗其所以为同欤。是故立象以尽意，伏羲之事也；设卦以尽情伪，文王之事也；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周公之事也；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之以尽神，则孔子与焉。至孔子而所以尽利，所以尽神于是乎尽矣。孔子尝曰：‘智者观其彖辞，则思过半矣。’观《彖》而已，未及《象》也，而思已过半，况并《系辞》观之乎？虽然，不能自师其诚心，不足以观《系辞》；不能观《系辞》，不足以观《易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