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践祚之初，文正司马公、正宪吕公相继秉国政，于是以洛阳程先生器业闻。上欣纳之，即日起穷阎，侍讲迩英阁，天下倾其风采，殆与耕钓之遇无以异。未几，力辞位，上不得已，俾仪表西都生以便其私；又上其印绶，屡却之，乃止。先生之出处何如哉！仆尝怪士大夫之论，方在广陵，则毁之者胜；比游颍川，则誉之者胜。晚接其门人赵景平而质焉，则曰：‘先生之道大矣，其可得而言者，无非乎诚敬也。敬以立其诚，诚以行其敬，初若支离四出，而卒贯万物以为一。以此事亲，以此事君，以此待物，以此诲人。彼其出处，果若窘于穷达之数而自贰其行者乎，可以毋问而毋应矣。’然后知向之毁誉皆失其实，且愧不能自得之以咻于纷纷也。景平，仆同年兄也，怡然稠人中，似不能言者，久而不见其异，游先生之门而深有得焉者也。朝廷命教官满天下，问之西州，多曰先生之门人也，自淮以往，独未前闻。今自景平始矣。景平推所得以自任者与多士共之，将见期月之间，靡焉而不自知，如洛阳之俗，非止亳社而已也。先生虽坚卧不起，其道果不行乎哉！仆明年返松江，道亳社之北境，将访于识者，以信其然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