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没，世衰道丧，百有余岁，以及孟子之时，其害尤甚。以汤武为弑君，以周公为未智，以匡章为不孝，以仲子为廉士。非特此也，不动心如告子，犹外义而莫悟；事豪杰如陈相，犹倍师而自若；则道之不明可知矣。以利国为先务，以殃民为可为，以战必克为良臣，以逢君恶为无罪。非特此也，可与有为如齐宣王者，其所问惟桓文之事；可与有言如公孙丑者，其所冀惟管晏之功；则道之不行可知矣。孟子于此时，上下无知而信之者，操不售之具，以周游其间，不少贬焉，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？其道则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传者也。孔子之于道，不得已而载之，后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？然而有目同视而所见者近，有耳同听而所闻者浅，有心同思而所得者他而不正，则争以自取胜，而大道斯为天下裂矣。然则孔子之后，能绍其传者，孟子一人而已矣。与太和为一而充塞于两间，上足以配道，下足以配义，其所养之气有如此者。由父子之仁而极于天道，由可欲之善而极于神，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。于《诗》则以意逆，于《书》则取二三策，其通经有如此者。敷陈于齐宣、梁惠之前，训告于万章、乐克之徒，曲而中，多而类，其出言有如此者。见与不见皆不以人枉己，受与不受皆不以利废义，其制行有如此者。以其所养之气，发其所造之妙，无施而不可，则其为通经也，出言也，制行也，皆余事耳。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，而‘舍我其谁’之志终不获伸，是以其功止于距杨、墨以承三圣而已矣。虽然，使杨、墨之道息，孔子之道著，天下后世咸知父子有仁，君臣有义，不沦胥而为禽兽，则其志虽不伸于当时，固已伸于后世矣。以道论功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！其后名世之士，有出于汉而能知之者，莫如扬子，故论其道则曰‘不异’，论其功则曰‘扩如’。有出于唐而能知之者，莫如韩子，故论其道则曰‘醇乎醇’，论其功则曰‘不在禹下’。非苟知之也。窃自比焉，则庶几孟子之道；攘斥佛老，则庶几孟子之功。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见也，有所庶几且无与并，况孟子乎？故韩子曰：‘学者必谨于其所道，求观圣人之道，必自《孟子》始。’浩尝闻之于师曰：‘诵《孟子》之书非难，深明其意之所在为难；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难，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为难。昔孔子之门人，如仲弓之有闻于仁，则请事斯语；如子张之有闻于行，则必书诸绅。今《孟子》七篇之所载，非直孔子答问之际一二言耳，学者或尚愧于仲弓、子张之贤，则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，其可忽乎？’浩不敏，敬受此言久矣，愿与诸君子共之，勿徒诵其书、明其意，资以为速化之术而已也。颜渊曰：‘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’呜呼，岂独颜渊之于舜为然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