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》之旨不明于世久矣，神宗皇帝以道莅天下，于是造士以经，表通经者讲于太学，以训迪四方。时陆公佃《诗》、孙公谔《书》、叶公涛《周礼》、周公常《礼记》，而先生专以《易》授，诸公咸推先焉。先生盖王文公门人之高弟也，三圣之所秘，文公既已发之于前；文公之所略，先生又复申之于后；始而详说之，终以反说约。故自熙宁以来，凡学《易》者靡不以先生为宗师，因以取上科，跻显仕，为从官，为执政，被明天子所眷遇，而功名动一时者踵相蹑而起，至于今不绝也。先生之于斯文，岂曰小补之哉！某获从先生游，二十余年矣。始见之广陵，乃先生废黜之后也。听其言而观其貌，未尝戚然，犹在太学也。中见之京师，乃先生复用之初也。听其言而观其貌，未尝欣然，犹在广陵也。晚见之西垣，又见之东省，又见之中台，先生之所以出入进退，固已数数然矣，恬不以为欣戚，亦无异于前日也。顷闻其殁，初无甚苦，一旦正坐，若隐几然而逝矣。庄子曰‘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。’然则先生之于《易》，非徒言之，躬行之矣。是以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，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，使人拟议，以成其变化，亦《易》而已。后之学者果忘言而忘象，虽捐书可也。若犹笃志于韦编，则先生之说方且与《易》皆行而不朽，亦何待于序乎。姑以夫可以容声者塞其子见属之意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