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既言和与战二议而一事，不可偏执，惟所施之宜而已。又以谓天下有必胜之势，亦有必败之理，我与敌人之所共用者。若其必胜之势在我，而必败之理在彼，则在我者不可以不用，虽未能用，亦不必过为之虑，知此则和与战之议可决矣。何以言之？昔者三国之际，魏最强，吴次之，蜀又次之。方孙权、刘备无恙时，以曹操之奸雄，既平中原僭乱，因其余勇以却乌孙、鲜卑，一弱子之力耳，而不能并吴、蜀而有之，则以吴、蜀之险可恃故也。故吴、蜀利于守，魏利于战。魏虽能战，而吴、蜀必不可入。吴、蜀并力以攻魏，则魏可亡。魏与吴、蜀合而为一，则内陵外侮皆不足忧矣。唯其各守其所，久之而不能合，虽合而无以守之，此其所以有而不能久也。今我据有吴、蜀以为根本，虏虽强大，终莫能侵。又益我以河南、陕右六十州之地，盖三国之所难合者。此虽大帝三王之天下，绝长补短，未能远过，顾吾所以主张而维持之者如何耳。故用此以战，则战无不克，用此以和，则和无不成，此所谓有必胜之势也。自古彊盛无过于秦，既已蚕食六国，遂并天下，莫与为敌矣。然夷狄种性，仁义不施而暴虐是用，故传之二世而亡。今虏邈在万里之外，豺狼狐兔之与居，非能为秦也，而以小加大，志得气满，贪黩无厌。方且骨肉之间，自相屠戮，心腹之内，日以离间，专为淫侈，以夸其所有之富。旁附之国，至有不忍其虐，逃而远之者。察其所为，必不能久，此所谓有必败之理也。用我之所必胜，以当彼之所必败，可以有为。而我方约和，不欲言战，惴惴然唯恐虏之复来，此虏所以得而轻我也。且我之所以不欲言战者，岂非以往日维扬之迁徙，浙东之奔播，有不可以不戒乎？此又过虑也。胡不观今日之势，与靖康以后为如何？今日之势方兴也，靖康以后之势已坏也，此岂可同年而语哉！盖自宣和以来，朝廷所以待金人者，有得有失。其失在于靖康之前，而不在于建炎之后，不可不辨也。靖康以前，败盟于契丹，贪得于燕云，贼来不拒，贼去不追，其失已不足咎矣。建炎以后，不守南都，避而之维扬，不守维扬，避而之临安，又之会稽、四明，如太王之于狄人，盖有不得已而然者，非失计也。其后复归临安，彼固以我为怯，无足惮者，故我得以收人心，彊国势，选将治兵，严为之备。所以屡战屡胜，十年无患，此非其得耶？观虏之意，既得中原，岂不欲谋吴而据蜀，兼有四海之利乎？然每举辄败，知我之有备也，必将待时而发，则虽名得中原，其实不可保矣。与其既得而不能保，孰若弃而不守，犹足以缓我而市恩乎？此虏所以废刘豫而退保河南之意也。而我之所有如此，犹且以往日之祸为戒，亦已过矣。臣尝游荆州，见荆人所以事关羽者，家置一祠，虽父子兄弟室中之语，度非羽之所欲，则必相戒以勿言，唯恐羽之知之也。夫羽之死已数百年，其不能守以害人也审矣，而荆人畏之如此，以其余威在人，上下相传，有以诳惑其心耳。今金人去中国，限以北虏，水栗陆詟，不知经几聚落，然后能复至燕云也，不为之备，而徒畏之，岂知所先务乎？且虏所谓生女真之兵者，自南而北，所存无几，所可致者，诸蕃乌合之丑类耳。散而复集，其势实难；集而使之远来，必不能久。纵使驻足于燕云之境，而垂涎于雍梁之地，亦必有豫，未敢轻入。盖进则有山寨必叛之虞，退则有契丹修怨之虑，不顾而越河，亦虏之所忌也。又况河南之民既归而安，必以死守，虏虽善战，恐亦未必得志耳。臣故曰用我之所必胜，当彼之所必败，可以有为。不当以前事为戒，而和与战之事可决而无疑者，为是故也。臣本书生，于用兵之事，实不能晓。至于天下之理，盖尝得之于经术矣。意之所见，不敢缄塞。若和未可变，战亦当备，则臣所言，未必全无补也。臣愿陛下察今日胜败之由，与在我者可以有为，在彼者可以无戒，虽未绝和，以战为主，如陛下所以谕臣者。此计一定，万世无患矣。臣不胜区区之忠，惟陛下财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