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谓当今之法，有条约备具，刑名甚严，而决不可行者，诡名之法是也。今者州县有十等、五等之别，一有均敷曰上户，一有追呼曰上户，一有差徭曰上户。为上户者不胜其劳，而下户晏然熟视。如此，则是驱之使为诡名，尚何以禁之哉？近年以来，朝廷因臣僚申请，如均敷、和买之类，皆彻下等，是诡名之弊已去矣，尚何俟设禁以防之乎？盖其法之弊有甚害者，行于贫而不行于富，行于贱而不行于贵，此乃不可不革者也。且县有一宰，行法于一县者也，其家无田，则已为县令者，家买田园，有不为诡名者乎？州有一守，行法于一州者也，其家无田，即已为郡守者，家买田园，有不为诡名者乎？推而言之，盖无不然，乃徒设禁防。形势之家，虽有讼者，州县不行，是行于贱而不行于贵也。兼并之家，人不敢诉，是行于贫而不行于富也。独贫民下户，稍涉雠怨，更相告讦。若州县受诉而不行，即属违戾；若受而行之，长告讦之风，使细民无所措手足。至使豪猾之人，诛求乡村，仰以取结者，岂不谓法之甚弊者乎？某今以谓若尽去其法，使诡名者无所忌惮，则不可；独愿除告赏之法，凡诡名挟佃、寄托官户、规免等第、减落税钱之类，并除‘许人告’三字。遇其事至官，皆依法穷治，如州县隐蔽，即委监司按劾而举行之。如此，即法固存，不害其为良法；意固存，不害其为美意。去告讦之风，长敦厚之俗，岂不美哉？尝闻钱氏之有国也，有一族子弟领郡，民有讼盗种官田者，钱氏子弟怒而杖之，且曰：‘有国者之富，独患地有遗利，岂以官、民为异道哉？使地皆垦辟，即稼穑之盛，非有国者之利乎？’由是二浙之地，鲜有旷土。夫以偏方之佐，尚知捐在官之利与民共之，以为有国者之利，又况诡名之弊，若常均及下等，即无损于官，而实便于民。今又不除其禁，特宽告讦之俗，何惮而不为乎？此理甚明，愿朝廷断以必行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