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昨具劄子，言修建景灵西宫有可议者五。续具奏状，言祖宗神御与圣祖天兴殿皆列于天庙之次，不当迁徙。续又具劄子，言真祖用道家之制，而参取阴阳之说，神考依礼经之旨，而不易左右之位，今一举而两失之，愿诏三省、枢密院及侍从台谏官重行审议。未蒙施行。臣窃惟宗庙之祠不可轻易，祖宗之绪不宜茍改，而朝廷固执初议，臣不敢以为然也。《周礼义》曰：‘位宗庙于人道之所向者，不死其亲之意也。’不死其亲虽公羊之旧说，而三经妙义乃神考之所以训天下者也，庙社之说安可破乎？今欲弃先儒之是说，违神考之圣训，专用私意，率改成绪，臣是以知其不然也。或者以谓，若东展旧基，则高头街之地必见侵掘，国之左臂不可侵也。夫天庙之说出于阴阳家，真宗用之，今尚不取，何独左臂之说为可据乎？况旧基之北有榷货务，移一务，则不动民居而得殿基矣。不欲侵掘，则因地形之高下，何为不可？释此可因之绪，而坚持难就之计，臣是以知其不然也。又或谓，以祖宗神御昔者或东或西，或南或北，随寺观之所在即置殿宇，岂有左右之拘乎？臣谓随处奉安，斯无定位，会而为一，必辨东西。昔者散处之时，后或在南，帝或在北，今既会而为一，岂可以不分南北，而皆以因旧为说乎？臣是以知其不然也。夫此三不然者，皆不足以固守，然陛下所以不敢轻改前议者，谓神考素有修建西宫之意，蔡京亲闻先训，而《实录》备载其语，故不可以不恭依也。陛下用史官亲闻之语，遵神考素定之意，以奉先之孝，述宗庙之事，臣下之所宜将顺，其有大于此乎？然而以臣观之，此乃蔡京矫诬神考之训，无足信者。臣请以一事验之。元丰中，神考于英宗治隆殿后留一殿之基，宣仁诏曰：‘此以待未亡人也。’因逊此基为神考庙宫之地。宣仁之意，不欲多迁民居耳。而绍圣大臣因谓宣仁轻蔑神考，裁损庙制，于是重卜奉安之地，以极崇报之礼，今显承殿是也。方建修显承殿之时，蔡京正在朝廷，若神考之言审如《实录》所载，京于此时何不具以先训闻于哲宗？况当哲宗之时，京最用事，凡可以毁宣仁者无遗力矣，岂有宗庙重事，亲闻先训，可以证元祐之非，无大于此，而乃隐忍不言，复何待乎？臣是以验其为矫诬也。且绍圣之初，哲宗圣意本无适莫，章惇虽挟功自恣，然其初犹有兼取元祐之意。及京自成都而来，与其弟卞共毁宣仁，共欺哲宗。京之得售其说自役法始，从大改役法以后，事事无不大改。兄弟同朝，埙箎相和，无有一事不如其意。当此之时，不以所闻神考圣训告于哲宗，至于今日，然后引所自书《实录》以为证验，唱为不经之论，而欲迁神考于西宫，其为矫诬，可谓明矣！京以矫诬之笔，妄增《实录》之事；以矫诬之舌，伪造神考之训。朝廷用矫诬之言而轻改宗庙，信矫诬之说而力沮言者。臣恐自此以后，矫诬之人无复忌惮，矫诬之政不可复救。奸雄生心，四夷相贺，必始于此矣。伏望圣慈出自睿断，正京矫诬之罪，明示贬窜，然后三省、枢密院及侍从、台谏官如臣所请，重行审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