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前日曾有封事，言苏轼所譔策题是非曲直，久而不决，大臣之论既不同，言事官之论又不同，陛下将孰从耶？望陛下姑置众说，取策题详察之，则是非立见矣。臣今窃恐陛下终以众说之不同，未即与夺。缘臣初不预其事，士大夫与臣言者无所嫌疑，获闻公论最详，兼轼所譔策题，臣观之亦熟矣，今更为陛下终其说。臣谓原轼之意，则不过设疑以发问，按轼之言，乃失轻重之体也。轼之策题曰：‘欲法仁祖之忠厚，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，而或至于媮；欲法神考之励精，则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，而流入于刻。’又引孝文、孝宣，以谓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患、督责过甚之失，何营可以及此也？用此以观轼之本意，则诚出于设疑以发问而已。然孝文、孝宣之治，岂无弊者耶？轼举之既已过当，而又忧我之有弊，而慕彼之无弊，则疑若仁祖、神考之政不逮于孝文、孝宣矣。则轼之措辞，岂非失轻重之体哉？臣故曰：‘原轼之意，不过设疑以发问；按轼之言，乃失轻重之体也。’臣前疏所谓取策题而详察之，则是非可以见者，盖如此。惟圣慈裁酌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