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祐中，欧阳修建言：学士所作文书皆系朝廷大事，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谟训，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实。而景祐以后渐成散失，于是以门类年次编为卷帙，号《学士院草录》。中经兵火，文人故家仅传所谓《玉堂集》及《大诏令》者，其全书不可得而见矣。近岁，承旨洪遵起建炎中兴迄绍兴内禅三纪之间，得制草六十四卷，序而藏之，复十年于兹矣。往者初上太上皇帝、太上皇后尊号，乃希世之阔典，圣朝所未行，有司失于稽考，不以表而以议，且玉册中有‘嗣皇帝臣某’之文，识者非之。逮乾道六年郊祀庆成，再行盛礼，而臣适以𫍲闻寓銮坡之直，因据唐制请主上率群臣诣德寿宫上表陈请。越十一月庚寅，有旨恭依。又按颜真卿辟崔器之议、旧录载顺宗之册，凡表笺册文止当称‘皇帝臣某’，然后一代之制稍应古谊。所谓文书系朝廷大事者，其孰加于此乎？乃命院吏裒隆兴以来旧稿，继遵所编，而以尊号表文为之首，其余制诏等各从其类，复增召试馆职策问，合三十卷。继今随事附益，则卷帙将千万而未止，在乎后之人不倦以续之而已。八年岁在壬辰上元日，左朝散郎、权尚书礼部侍郎、兼侍讲、兼同修国史、兼实录院同修撰、兼权中书舍人、兼权直学士院臣周某谨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