朕尝观汉世以经术举士，而《春秋》之学尤见施用，凡朝廷有大议，天地有大变，赏刑有未中，风俗有未乂，必询于外廷，继以经义。故董仲舒之阴阳，公孙弘之典法，刘向父子之洪范，并推原天意，附益时政，前史称述，朕甚嘉之。昨诏有司复经传之举，誉髦造士，稍稍在选。今将循往汉之制，遵一王之法，以之明是非，定犹豫，推天意，合人事，又虑未见至隐，徒起异端。以之谳狱辞、辨枉直，善善而恶恶，一以义断，得无与今律令之文有不合乎？或曰：古今异宜，将置而不讲，则夫素王立教，岂特空言，学者潜心，乃为无用？子大夫修先王之道，达当世之宜，试为条陈，以释滞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