朕闻先王之时，因任原省，而继之以赏罚之政，善恶别白，贤才众多，人羞其行，而百志用熙，为之君者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。此‘黎献共惟帝臣’。所以称于虞，而‘济济多士’之诗所以作于周也。朕绍休圣绪，以眇眇之身，托于王公之上，永惟万事之本，要在乎得人。是故修学校之政，建师儒之官，所以养之至详；开荐进之路，略资格之拘，所以求之至广也。是宜俊乂并出，至于不可胜用矣。今则不然，庶工多旷，而分职不治；因事求才，患莫之得。岂朕作人之道未至欤！不然，其弊安在？以至助耕歛而民不富，旌功实而吏不勤，养士卒而兵不足，严刑罚而奸不止，其故又何欤？子大夫讲闻于此旧矣，其悉为朕言之毋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