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商旅不行，则有无不能以相资。有无不能以相资，则物之有余者常病于无用，而物之不足者常患乎难得，民始有受其弊者矣。故舜之懋迁有无，周之阜通货贿，不厄商旅，乃所以利民而救其弊也。自贱夫罔利，始有征商之法，盖恶夫苟得无厌，将使人人弃本而逐末，欲以是抑之耳。及至后世，算及舟车，此何道也。而自汉以来，未之有改，岂非国用待之而后裕耶？由是言之，古之征商，抑其贪所以利民，今之征商，取其赢所以利国。夫利国而不及民，已非先王之意，况其所征有甚于异日乎！臣观国家见行条法，凡课利场务，视元额多寡，趁办不及者罚之，若增之过倍，即有减年之赏；应赏而有余者，十分之一以给官吏。凡所以笼络而督责之，亦可谓尽其术矣。而任其事者，往往犹以为未足，则商旅安得而不困乎？故比年以来，物价腾踊，日甚一日，贫民下户，尤为不易，皆由征商太重之所致也。臣不敢悉以所闻为言，姑及近地之可见者。只如是衢州至临安，水陆之所经由，应税者凡七处。使其每处止于三十而税一，不为多矣。比及临安，于其所贩已加二分之费，而负载粮食之用又不在是，是非得三分之息不可为也。借使善斡，其能于十日之间，数百里之内，致三分之息乎，必不能矣。如是则所聚之处，诚不可以贱售。所聚之处既贵，则所出之处益不可以贱得。此商旅所以不通，百货之直所以久而不能平也。虽然，此特常用之物，而其害已如此。至于用之所急，一有不通，其害尤甚。如今岁旱干，苏、湖虽不至大歉，而衢、信所收，十无五六。若苏、湖之米不移，则衢、信上下来年必至乏食。此又人所甚急者，如不早为之虑，待其流离，旋行赈恤，亦恐无及。故米麦之税，臣愿权与除免，使商旅转贩，得以私相接济。久之价平，则人人可与备豫，不至重贻宵旰之忧矣。此圣主所以留意，不可缓者。自余可税之物，纵未能尽如祖宗之旧，亦当明谕有司，视其所贩之直，惟务蠲减，不求甚增，宜足以救目前物贵之弊也。万一臣之愚虑偶合圣心，欲乞先下两浙，徧及诸路灾伤去处，并令依此施行。臣不胜过计之至，惟陛下财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