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昔有天下国家者所以记言动制作、示劝戒以贻后世，莫不有史。动则左史书之，若《春秋》是也；言则右史书之，若《尚书》是也。至于礼乐刑政因革损益，因时不同，则后之人从复修之，以备参订，若《礼经》所载是也。三者之法相须以成，阙一不可。唐虞三代之盛，典章文物炳然见于简牍之间，岂无所自而然哉！至左丘明采诸国之史，因经立传，而言动所记合为一书；司马迁网罗古今以作《史记》，遂变编年之法；班固而下，因祖述之，一代典章，虽见于志，而以理难详载，遗落者多。至唐贞元间，苏冕始为会要，考其纂述之意，岂非小补！由此观之，后之为史者，实录以存《春秋》编年之法，正史以循迁、固记事之旧，而会要以追法礼经之意，岂可偏废哉！恭惟国家圣圣相承，制作明备，陛下光昭先功，钦若成宪，累朝大典，既已全备。惟是会要肇自于建隆，续修于熙宁，凡三百卷，而元丰元年已后，近因迩臣建白，已颁明诏命，馆职之臣载加雠校矣。然自元祐元年以后尚未修纂。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，许令馆职雠校旧本毕日接续编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