伏见苏轼建议免役宽剩钱斛三千余万贯石，向缘军兴，借支几半，乞出内帑金帛，复全三千万贯石，于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买田募役。详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。臣窃以为非计也。夫尺地莫非王土也，一民莫非王民也，自天地既分，君臣既立，民为君役亦已久矣。短长之命君所制也，天地之宜君所相也，故食其租、役其力而不为虐也。虽使陷水火而不敢辞，冒白刃而不敢怨者，分定故也。今买田募役之议，远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，近不用一祖五宗已成之法，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邻里之破产卖田，则啗以厚利而兼并之，然后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，亦已陋矣。夫田连阡陌，役属佃户，匹夫用此以雄于一乡可也。以谓此真可以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，则岂不惑哉？今陕西缘边与羌戎之地犬牙相错也，故朝廷出捐其地，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税。所谓弓箭手者，身先常役也。彼得其地，以力耕而无租税之忧，我得其人，以捍寇而省养兵之费，世以为便，不亦宜乎？以至镇戎、德顺皆在极塞，所募役人，虽有常职，而人肯应募者，亦以田无租税而已。自余惟洮河数州未得租税之民，与德顺、镇戎事体均等，既无五等税户可以差役，则势不得已，恐须给田召募。盖常赋既不及之，则役人固其愿也，然亦岂须效富家大姓出金币以买田而后可为耶？今若创买民田，行其法于内地而免其常赋，则是县官先有买田之费，又岁岁以其租税而雇役也，与给钱雇人，果何异哉？所谓异者，前日雇人钱出于民，今日雇人税出于官而已，税既太亏，岂不为经费之害？若不免其常赋，则一二顷之田，岁得几何，而既夺其力，又责其税，使终身不得休息而更为子孙之累，岂不酷哉？夫无知之民，初虽以得田为悦，及其劳于役使，困于饥馑，则以逃亡自免而已，岂常久之计耶？今差役之法，万户之邑岁役不过数百人也，择数百人于万户中，非物力优厚者不预也。又有时而更休焉，然论者犹恐其不能胜役，故生以田募役之议也。彼应役之民得田于官，虽为一时之幸，若论其实，则受田于官与受田于父祖者，有以异乎？地利之所生，均有限也，岂不受田于父祖者，则田虽甚多，又有更休，而犹虑其不能胜役；受田于官者，则田虽至少，又无更休，而反可以应役无穷耶？此不待深思而可知者也。轼之议曰：‘熙宁中书行给田募役法，闻之道路，出自先帝圣意，而左右大臣意在遽成，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，故更相駮难，遂不果行。孝者善继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。武王周公所以见称于万世也。’臣亦以为不然，谓其法出于先帝之圣意，非臣之所能知也；谓其法废于大臣之私意，亦非臣之所能知也。然有可以知者，初行之，则先帝必以其法为是，而终罢之，则先帝必以其法为非矣。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，而不能奉承先帝罢其法之意，又岂非惑耶？夫孝者善继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，固武王、周公之所务，然圣人之志，惟圣人为能知之，其知之无难者，事而已。所谓事者，亦随时而损益焉，乃所谓善述也。是故文王作丰邑，非不为长久之计也，至武王则不居而作镐京。文王治岐，关市讥而不征，泽梁无禁，非不为长久之法也，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，则关市有征而泽梁有禁。此周公、武王之事，岂尽同于文王哉？然后世以武王周公为达孝者，以其事在于适时之宜而损益更张，不害其为善继、善述也。使买田、募役之法先帝终行之，而不宜于今，犹当更改，况先帝察其为非而罢之者耶？且民不可以屡动，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无弊，暨变而为差役。夫差役者祖宗之旧法，有成书也，行之宜甚易矣，然犹众议纷纭，民情疑惑者经年而后定也。今又欲无故改作，以骇郡县，以惑三路之民，非安靖之道也。臣欲乞圣慈详酌，指挥下有司，罢以田募役之议，以安民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