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《孟子》曰：‘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’先王方未制法之时，爱利未尽及于民也，虽及民未被于天下来世也，于是制法焉，既足以垂当年而被来世矣。后之人循而行之，则天下之被其爱利犹先王时也。若弃置不用，政日以隳，人日以乱，此必至之理也。然小夫陋人不察其本，反肆言以为法久而弊，可以行古，不可以行今，于是始有变乱旧章而附益以新意者。是以法比日众，滋彰之患至于不可遏，而不知遵先世已行之法足以致治，甚可叹也。臣尝观之，古有取前世之法而用之者，如《周书》曰‘乃反商政’、‘政由旧’是也；有遵祖宗之法而行之者，《诗》曰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’是也。盖法非甚弊而不便于民，先王未尝轻变，但举而行之而已。非特三代为然也，三代而下亦如之。如汉宣帝谓汉家自有制度，而魏相奏故事、诏书二十三事是也。非特治天下者为然也，有一国者亦如之，如仲尼责赵鞅，以为当守唐叔之所受法度，谓冉有、子路、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，此其明验也。然自三代以来，人与法兼用，而祖宗之制则专于用法。何者？前代之法犹有未备，至于本朝而后，法令备具，无以复加。祖宗之意若曰：与其用人而或有贤否，不若一切以法从事。顾中人犹足以举吾法，而导爱利于吾民也。岂意兵乱以来，虽法令具在，而吏莫之循，徒以是为虚文而已。今试举其一二言之。事之大者，莫过于兵、刑、钱谷，而法之密者，亦不过是也。祖宗之兵有成法，比年以来弃法不用，于是纪律不严，等级凌犯，诡名逃窜，骄堕横恣之弊，殆不可胜原矣。祖宗之刑有成法，比年以来弃法不用，于是决谳不当，轻重失平，行赂巧法，解脱文致之弊，殆不可胜原矣。若乃赋入之数，经常之费，科名户分，出入相称，内外之积，按籍可知；而比年以来赋入陷没，谩欺计文，财用放散，不可稽考，需求无度，半入污吏之家。此皆章章在人耳目者，皆废法不用之所致也。其他庶务，类莫不然，上下玩习，不以为怪。若不齐之以督责，厉之以刑罚，惧将尽委地耳。臣愚伏望睿断，明诏中外有司大小之吏，使各具每司见行要切之法若干事，某事见遵旧法，某事今与旧违戾，某事今已废不行，然后下之执政，使之共议。其旧法之见行者整治之，续降法比之违戾于往者删去之，废格不行者振举之。其在中都官则御史、谏官主，其在外郡则监司主，在县邑者郡守主。若其违法与不同法者，皆得按劾，必罚无赦，知而故纵与同罪。假以岁月，可致渐治。不然，玩弛日甚，数年之后益难振起，使祖宗创业垂统之具，卒坏于偷堕之吏，臣窃痛之。惟陛下俯留圣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