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国家之财用与民之衣食，一出于农。农者，天下之大本，王治之所贵，不可使之失职也。古者方天下之田而授之民，一夫一妇所得百亩。自六卿、六遂以及诸侯之国，人皆有田以耕，故无富贫之异。沟洫以导水泉之利，庐舍以安田野之居，鸡豚狗彘、桑茹瓜菓，凡可养生之具，莫不备至，故耕者不阙其用。春耕夏耨不失其时，田畯之官出入畎亩，以劝勉慰劳其勤，故无旷土。宅不毛，田不垦，则又为屋粟里布之罚，以惩其怠惰，故无游民。用之不过三日，故不困于役。取之不过什一，故不伤于财。三年耕，有一年之蓄，以备水旱，故无流亡。此先王制土处民之大略，王道之基始也。自阡陌之兴，法度大坏，其流散漫于千载之后而不可复收，举今天下生民之困而唯农为甚。世之议者，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，故其说有二焉。或曰古之有田者自耕而食，皆为天子之农，今天下之田太半归于兼并，而贫人不能占以为业。天下之自耕而食，为天子之农者，十无二三；耕而食于富人，而为之农者，盖七八矣。耕富人之田而食之，则岁时劳苦之所得，见夺于兼并而无憾；虽自耕其田，而为生之具又多仰给于富人，则亦不免其见夺。是以贫者常罹不足之害，富者常享有余之利。夫欲人人皆有可耕之地，而贫穷得以自养，则莫若限吏民名田，无过若干，要以十年，使归吾法。向之多占者必有少损之渐，今之富彊者无复多占之理，则贫人可取余以自耕，不分其利于富人而遂为己有，庶几农之可富也。或曰守宰之职，在导民务本而安其生者也。今乃略于农事而以为末，故田畴不辟而未加劝导之意，水利久废而未究修讲之术，赋役烦重而不能均一，民人流徙而无招怀，此农夫之所以重困也。莫若以耕桑为守宰劝课之法，责之以勉励田作之功，兴广灌溉之利，平均征役而抚集逋逃，则为称职，庶几农之可安也。臣愚以为此二说者皆利于农，而施设之先后，则必始于限名田而终于责守宰。何者？今农人之弊，盖贫者无田以耕，与其有田而寡少者，皆不足以自养而仰给于人。是以富彊独专其利而已受其病，虽得贤守宰以临郡县，又安能使利不专于富彊，而不足自养者无患于贫哉？故臣谓必先限田，而后责守宰也。然臣又闻立法以救弊，法之不行，则如不立；任官以抚民，官之不择，则如不任。此二者，朝廷之宜深究也。夫所谓吏民占田者，干兴中尝采议臣之言而限之，今复举而载于法令，示天下不可辄犯也。然以四海之广而未闻过制被坐者，岂人皆畏法而不敢过欤？盖吏不奉法而未之惩。吏不奉法而不惩，民之过制而不坐，则天下之田，安得而限哉？夫所谓耕桑劝课者，乃前世循吏之能事，国家亦尝求之群臣矣。名官以劝农，殿最以户口，赐之日历，以书其功过，而率多农田之说是也。然而仕路纷浊，郡邑之政辄轻付授，使妄人得容其间而为民之蟊贼，则劝课之职，何以举哉？苟非申必行之法，任必择之官，则天下之农，未见少蒙其利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