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惟人主求言，非是止循故事；人臣进说，必欲有益国家。君臣之间，各思致治，上下相应，本同一体。而上之求于下，下之进于上，龃龉不一，今古患之。前贤之论，可谓详备。更有二事，臣敢详陈：一是忌讳拘牵，一则指摘效验，为害实广，人或未思。何谓忌讳拘牵？盖人主崇高，献谀者众。以年则称亿万，以祚则谓无疆。颂德则必拟尧舜，论治则不数汉唐。习闻顺指之辞，罕陈兢业之戒。天文示异，则移占于殊域；水旱为灾，则委罪于州县。姑务一时之美听，本非平日之后言。一有立论稍高，出言据正，或相苛责以为过。岂知言不激烈，不可以动人，言无顾忌，乃足以达意。故禹以丹朱而戒舜，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，君臣一心，不以为异。秦汉而下，忌讳实多。京房之说，王章之言，既大悟于君心，又深中于时事，可谓一时之至论。群臣之未发，止缘权幸侧目，奸谀蔽欺。弃其大端，摘其小过，因缘人主之讳恶，显坐臣子之非宜，致之死地，以钤众口。由今观之，验以汉事，使房之说获用，则石显之徒可诛，而孝元之政不坏矣。使章之言卒行，则王凤之党尽去，而西京之祚不坠矣。拘牵忌讳，以至于此，此臣之所谓害之一也。何谓指摘效验？盖人臣进言，求益于国，前有据依，后有证验，庶几得事理之实，可以回君上之听。传之简册，以为格言。如贾谊之论侯国，江统之论徙戎，言虽不用，事则果然。证验之明，如合符契，可谓善于立说者矣。然而进言之士，指陈事实，必曰如是则治安，如是则危乱，或引商为鉴，或借秦为喻。自是进言之体，无非爱君之言，正欲人主垂听，可以制治于未乱。岂愿他日有悔，徒取知言之虚名？然而未形而言，多谓其已甚；既言之后，或未必尽然，便谓好为过言，不见其效成。谗夫浸润之间，启人主厌言之心。人臣既为君上而言，固当不苟，人主但求有益于我，何问其他。且如水旱之始，皆谓盗贼可忧。赖陛下图之于初，救之备至，饥馑者既得所养，奸杰者无所发端。至于今日，卒以无事，此非天幸，实出人谋。在今日事虽不然，而其初真有可虑，若谓太过，则诚不可。以此知但当视其鉴戒之言，益增警惧之意。若始疑其过，末指其妄，则言者惮矣。陛下爱养敢言之气，深察群下之心，如臣所陈，又何足进？窃惟古人之论犹未及此，敢因奏对，辄罄愚衷。倘圣明少赐采择，不为小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