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《易》曰：‘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’是故天下之事，穷则必变，变而后通。人不通之，天必自变，此必然之理也。迺者用事之臣以私灭公，势力已穷，犹不悔悟。先帝有欲变之心，而左右无将顺之臣，焦劳忧悔，奄弃天下，摧伤痛恨，海内所同。陛下受天眷命，增光前烈，慈孝之治，欣然以和，未有更张，人心已服。朝廷之宽大可必，生民之休息有期，讴歌所归，鼓舞相庆。然而臣愚以谓既往之迹无足追论，未来之事所可深虞。今西边虽已罢兵，然正是大军之后，假使诸路丰熟，此方必有凶年。民物凋残，加以水旱，人不饱暖，何事不生？又况河北居民流亡太半，仓廪匮竭，城壁不完，恃北虏之不来，我因循而无备。老胡耄矣，余日几何，其孙好杀，理必生事。朝廷自侍从而上，多是东南之人，西北事宜，久不诹访。虽云造作边事不在今日，然恐意外之变适出此时，若不先事而图，恐有后时之悔。可防之患，安得不思，思而防之，又有大于此者。太宗谓侍臣曰：‘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；唯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慎此。’呜呼，太宗之训可谓明矣，有状者以为可防，无迹者以为可惧。今日之事，盖亦有无迹而可惧者矣，朋党是也。唐宪宗问李绛曰：‘人言外间朋党太盛，何也？’李绛对曰：‘朋党言之则可恶，寻之则无迹。’呜呼，人之为邪至于无迹可寻，岂不深可惧乎？臣以唐事考之，牛李二党皆党也，然而李德裕之党多君子，牛僧孺之党多小人。何以知其然邪？德裕之徒忌克自任，不同己者则显然排斥，故其为党也有形而可见。僧孺之徒忌克自私，不同己者则暗然挤陷，故其为党也无迹而难寻。此二党者皆明主之罪人也，然彼善于此，不可不辨。故臣因论太宗圣训，而以无迹者为尤可惧焉。方今大明既升，凤德在上，乃邪朋消散之始，是至治必成之时。然而成则有败，始则有终。老子曰：‘人之从事，常于几成而败之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矣。’故臣有思患预防之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