伏闻臣寮上言，乞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《三经义》中出题试举人，蒙指挥下合属去处勘当，以为可行。臣窃谓三经之旨久为注疏所汩，自王安石父子奉诏训释以示天下，而学者知所适从，盖二十余年矣，其有功于名教岂小哉。然而谓之义，则止是训经而已，非所谓经也。夫以经造士而以非所谓经者杂试之，甚失先帝专用经术之意，其不可一也。不拘注疏，一槩出题，乃试诗赋、时事，引以为比，又非先帝所以改科之意，其不可二也。若谓题试有限，当以此救其弊，则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固各有义矣，不知《易》与《礼记》何以待之？五经同试而事体不均，其不可三也。学者既见《三经义》文字繁多，必择用力少者而习焉，岁月之间，将尽改《易》与《礼记》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有时而为弃物矣，其不可四也。抑恐自此以后，又有建言谓《易》与《礼记》可废，而专以有义三经出题考试者，势亦无以夺之，其不可五也。国体所系，尤当详慎。伏望圣慈特降指挥，只令依旧遵奉先朝条制出题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