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臣等仰惟陛下力行仁政，勤恤民隐，凡中外议论有以便安元元者，未尝不嘉纳听从，此尧舜之心也。然而事有曲折，理有疑似，而利害顿殊，名实相反者，陛下虽有仁心仁闻，非特民不被泽而愈更受害，此为人臣者宜思所以将顺圣德之美而不可以苟已也。伏见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圣旨，‘依臣僚所奏，“诸路州县受纳人户二税等，每钞收勘合朱墨钱三十文，今欲每贯石匹两以上，随数收勘合朱墨钱，比旧却减作二十文。其下户钱不成百，米麦不成斗，䌷绢不成尺，丝绵不及两者，并免收纳，庶得优润下户。”已付户部施行’者。窃以议者之说，以昔之取于民者三十，今减为二十，昔之畸零今将除之，此所谓损利以予民，宜陛下之乐从也。而其实则大不然者。昔之三十，盖以钞计；今减为二十，乃以贯石匹两计。且以钱论之，或十贯，或百贯，均是一钞，昔日不过纳钱三十而已；今则十贯则当纳二百矣，百贯则当纳二贯矣。参差不齐，绝长补短，总而计之，则其所多取之数盖有数十百倍而不翅者矣。谨按人户输纳官物，以钱陌取之者曰头子钱，以钞旁取之者曰勘合钱，此乃两事也。头子钱本起于除陌钱，盖唐五代不得已之政。本朝因循，未能尽革，然旧法止于一十三钱，至绍兴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钱，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钱。是头子钱昔之十三者，今为五十六钱矣。所谓勘合钱者，初因宣和间讲议司措置，令人户从便写钞，旁输纳官库，谓之合同印记钱，前此所未有也。至绍兴四年，以军兴用度随宜措置，改作勘合钱，令人户输纳税赋，将写到文钞每副收纳勘合钱三十文。以此观之，是头子钱因贯陌而除，勘合钱因钞旁而出，其制名之意，各自不同。今乃不究事因，一例增取，则并头子、勘合之数，每贯为七十六钱矣。头子钱固已重矣，又举勘合钱而增之，是一之为甚而再焉者也。以钞旁取之而又计其贯陌，是名不正而言不顺也。以减赋为名而其实增之，是以白为黑也。取之以数十百倍之多，而于不成斗百尺两者蠲之，谓之优润，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也。而小民无知，藉藉嗟怨，但谓有司利于掊歛而以虚名欺之，岂复知陛下圣意所在？齐宣王以羊易牛，孟子曰：‘是心足以王矣，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’又曰：‘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，以小易大，彼乌知之？’盖百姓所见者，特其外之迹尔，宜其知之浅也。夫以蜀最僻远，而陛下垂意加惠，无所不用其至，折估籴本之虚额则屡诏除放，白契税钱之积欠则一切蠲免，岂有他哉，凡以爱民而已。惟是建言之臣，失于详审，使百姓有以轻议有司，甚非陛下爱民之意。汉文帝除肉刑，外有轻刑之名而内实杀人，其后更定律令，民乃得全活。天下之事，固有以善为之而失其本指者，自昔圣贤所不能免。惟知其非而改之，不俟终日则德意明白，民志自定矣。或恐议者谓勘合钱所取微细，未足以厉民，臣等以为军兴以来，百姓赋敛十倍于昔日，刻剥脧削，至此极矣。譬如羸弱之人，负百斤之物，间关远涂，不得休息，若减其一二，犹可少苏，或稍增之，则辗转疲乏，必毙踣而后已。一线之溜，久而穿石，存亡危急，间不容发，未可以为无伤而弗去也。凡百姓疾苦，陛下固已尽知之，而臣等犹反复言之者，诚不胜惓惓之意，伏望圣慈俯赐详酌，特降指挥，其勘合钱令依旧法施行，中外幸甚。